中国放开现行计生政策的可行性——基于江苏省不同政策群体生育理想、生育意愿的调查

概要：研究模型中的因变量理想子女数通过“如果不考虑生育政策，您认为有几个孩子最为理想？”进行测量，数据结果显示：理想子女数为1个的占35.28%、为2个的占63.92%、为3个的占0.66%、为4个的占0.13%。另一因变量意愿子女数通过“你自己希望要几个孩子？”进行测量，结果显示：意愿子女数为1个的占58.84%、为2个的占40.93%、为3个的占0.19%、为4个的占0.04%。为了便于应用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对该变量进行重新编码转变为二分类变量，具体方式为把理想、意愿子女数为1个的分为一类，其他回答则统一合并为一类，这两类的区分主要就是理想或意愿子女数是“一孩”还是“二孩”的差别。本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于不同政策人群理想、意愿子女数的差异情况，故模型中主要自变量为拥有不同政策的人群，这一政策变量在实际调查中通过调查员根据被访者实际情况进行归类的方式测量。如在调查中就政策问题分为“未育，政策允许生一个”；“未育，政策允许生两个”；“已生育一个，政策允许生一个”；“已生育一个，政策允许生两个”；“已生育两个，政策允许生两个”；“第一个子女死亡，生育第二个”；“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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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模型中的因变量理想子女数通过“如果不考虑生育政策，您认为有几个孩子最为理想？”进行测量，数据结果显示：理想子女数为1个的占35.28%、为2个的占63.92%、为3个的占0.66%、为4个的占0.13%。另一因变量意愿子女数通过“你自己希望要几个孩子？”进行测量，结果显示：意愿子女数为1个的占58.84%、为2个的占40.93%、为3个的占0.19%、为4个的占0.04%。为了便于应用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对该变量进行重新编码转变为二分类变量，具体方式为把理想、意愿子女数为1个的分为一类，其他回答则统一合并为一类，这两类的区分主要就是理想或意愿子女数是“一孩”还是“二孩”的差别。
　　
　　本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于不同政策人群理想、意愿子女数的差异情况，故模型中主要自变量为拥有不同政策的人群，这一政策变量在实际调查中通过调查员根据被访者实际情况进行归类的方式测量。如在调查中就政策问题分为“未育，政策允许生一个”；“未育，政策允许生两个”；“已生育一个，政策允许生一个”；“已生育一个，政策允许生两个”；“已生育两个，政策允许生两个”；“第一个子女死亡，生育第二个”；“已生育两个孩子，超生”；“其他情况”八种情况。为了更好地揭示生育政策对其理想和意愿子女数的影响，笔者只选取了有可能生育二孩的两类已婚妇女，一是“已生育一个，政策允许生一个”，二是“已生育一个，政策允许生两个”，两类不同只在于是否拥有生育二孩的政策。
　　
　　本研究除了纳入模型所关心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外，还将代际（年龄）、户籍、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纳入研究模型，这些变量主要是作为控制变量来揭示不同政策因素对生育观念、态度的净影响。模型变量的基本分布和变量分类编码如表1变量描述。另外，由于研究的关注点在于拥有不同生育政策的人群是否在理想子女数及意愿子女数上存在着差异，而因变量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为选择一孩或二孩及以上的二分类变量，因此适宜采用Binary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为了分析不同生育政策人群的生育观念和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则通过采用嵌套模型，依次将代际（年龄）、教育和收入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纳入模型，从而厘清不同因素如生育政策、社会经济等，对生育观念、态度的影响。
　　
　　三
　　
　　对于所有已经育有一孩有可能再生育第二孩的已婚妇女来说，她们的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是不同的，调查数据显示，这部分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平均为1.66个，而意愿子女数平均为1.41个，都大于一孩的实际生育水平。在这里我们看到，江苏调查的数据基本反映出了发达国家从生育观念到生育实际的顺序，即理想子女数大于意愿子女数，意愿子女数大于实际生育子女数。从表2中列联分析可以看出，育有一孩但无生育二孩政策的已婚妇女的理想子女数量，二孩选项的比例略高于育有一孩且有生育二孩政策者，但这种差别统计检验并不显著。相反，在意愿子女数上，育有一孩但无二孩生育政策者低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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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88haoxue.com 生育政策者，而且统计卡方检验差异关系显著。
　　
　　那么，通过加入控制变量，不同政策人群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是否继续保持无差异或存在差异呢？
　　
　　1．不同生育政策人群理想生育子女数差异分析
　　
　　表3是多元嵌套模型的分析结果。模型1作为基准模型只加入了政策变量（育一孩，无政策作为参照组），是二元列联表模型化的表达。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代际变量（60年代出生为参照组）和户籍变量（农村为参照组），虽然模型2的解释力较之模型1有所增强（这可通过模型LRchi2值增大和检验来判断，下同），但从回归结果看，政策变量并未在理想子女数上显示出统计意义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在考虑年龄及户籍变量之后，并没有改变模型1的结果，虽然年龄和户籍变量自身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教育变量（初中以下为参照组）的模型3结果显示：一方面，模型3比模型2的解释力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在控制教育程度变量后，政策变量的影响由模型1和模型2的无显著性差异转向显著性差异，即育有一孩且有政策妇女，比育有一孩且无政策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在二孩及以上的发生比要低。也即较之于政策允许生育二孩的已婚妇女来说，政策不允许生育二孩的已婚妇女在理想子女数上更倾向于有二孩的选择，这是模型结果的一个本质变化。就教育水平变量本身而言，从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三种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看，相对于低教育水平，高教育水平的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在二孩及以上选项的可能性上要大。在模型3基础上加入了家庭经济变量的模型4的解释力又有所增强。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控制家庭年总收入变量（低收入组作为参照组）后，政策变量的影响增强，相对于育有一孩有政策的妇女，育有一孩但无政策的妇女其理想子女数更偏向选择二孩。从家庭经济变量回归系数看，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妇女的理想子女数也不同，家庭越富裕，妇女的理想子女数为二孩及以上的可能性越大。
　　
　　上述分析结果显示，两类不同政策群体在理想子女数上看似并无显著性差异，但在加入教育和收入这些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之后，其差异性显现出来，表现为无政策人群比有政策人群更倾向于选择二孩。这一有趣的发现可以这样解释：从人口学角度来解释，或许是因为无政策人群多是一方或双方均出生成长在多子女的家庭中，这种在有兄弟姐妹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妇女会希望多生，而有政策人群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独特的生长环境可能会使她们更倾向于少生。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还可以用“相对剥夺”理论来解释。相对剥夺理论是指，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某种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相对剥夺感会影响个人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并可造成多种后果，其中包括压抑、自卑，引起集体的反抗。从这一理论出发可以发现，无政策人群被“剥夺”了生育二孩的权利，无政策人群较之于有政策人群是一批“相对剥夺”的群体，她们没有生育二孩的权利，但她们期望获得这一权利，这一群体的反抗潜意识可能会表现在对理想子女数量的认知上，即无政策人群在观念上更倾向于生育二孩及以上。当然，现实生活中上会不会多生还取决于多重的复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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