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六朝的应用文理论

概要：三、应用文各体的源起和流变六朝时期关于各种文体源起与流变的考察，主要出于文体辨析的需要，只有对各类文体的历时性发展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才能清晰地认识各文体之间的差异性。李充在《翰林论》中所说的“容象图而赞立”、“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在朝辨政而议奏出”、“盟檄发于师旅”，即是对文体起源的探讨。任防在《文章缘起》中，将每一种文体的源头具体到人，虽然可能有些牵强，但任昉去古不远，所言多可借鉴。事实上，六朝时对文体源起和流变用力最多的要数挚虞和刘勰。挚虞不仅分文体编撰有《文章流别集》，而且“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晋书·挚虞转》）。对各种文体进行“沿波讨源”的探究，正是挚虞编撰《文章流别论》的目的所在。“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他一一考察各种文体的源起，认为各类文体的产生都源于生活的不同需要。在探讨各文体源起的同时，他对历时性发展流变亦予以关注。比如对“铭”的考察：“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繁，亦有由也。质文时异，则既论之矣。且上古之铭，铭于宗庙之碑。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后世以来之器铭之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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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应用文各体的源起和流变
　　
　　六朝时期关于各种文体源起与流变的考察，主要出于文体辨析的需要，只有对各类文体的历时性发展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才能清晰地认识各文体之间的差异性。李充在《翰林论》中所说的“容象图而赞立”、“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在朝辨政而议奏出”、“盟檄发于师旅”，即是对文体起源的探讨。任防在《文章缘起》中，将每一种文体的源头具体到人，虽然可能有些牵强，但任昉去古不远，所言多可借鉴。事实上，六朝时对文体源起和流变用力最多的要数挚虞和刘勰。
　　
　　挚虞不仅分文体编撰有《文章流别集》，而且“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晋书·挚虞转》）。对各种文体进行“沿波讨源”的探究，正是挚虞编撰《文章流别论》的目的所在。“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他一一考察各种文体的源起，认为各类文体的产生都源于生活的不同需要。
　　
　　在探讨各文体源起的同时，他对历时性发展流变亦予以关注。比如对“铭”的考察：“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繁，亦有由也。质文时异，则既论之矣。且上古之铭，铭于宗庙之碑。蔡邕为杨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后世以来之器铭之嘉者，有王莽《鼎铭》、崔瑗《杌铭》、朱公叔《鼎铭》、王粲《观铭》，咸以表显功德。天子铭嘉量，诸侯大夫铭太常，勒锺鼎之义，所言虽殊，而令德一也。李尤为铭，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笔平契，无不有铭，而文多秽病，讨论润色，言可采录。”他从上古论起，迄至东汉，认为东汉李尤以前铭之为体虽有“至约”到“至繁”、“质”到“文”的形式演变，但内容都是“表显功德”。从目前可见的文字资料来看，挚虞对于文体源起和流变的研究依然不是很深入，如对“碑”和“图谶”等文体就只有片言只语的论述。《文章流别论》史的意义大于它本身的价值，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刘勰《文心雕龙》对于文体源流的研究。
　　
　　《文心雕龙》“论文叙笔”，有20篇专门讨论文体，其中《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祝盟》《颂赞》《铭锄》《碑》《缀吊》《书记》等12篇24类属于应用文体。每篇文体论的写作体例大致相同——“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对每一文体都从渊源流变、名称含义、代表作家作品、写作规律四个方面加以探讨。中国的应用文体理论，到了刘勰这里才形成了系统完备的框架。
　　
　　刘勰在《诏策》篇中，首先阐释诏策的出现在于帝王统治天下、传播政令的需要；接着按时代先后顺序论述诏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轩辕以至唐尧虞舜名为“命”，“三代”名为“诰誓”，战国又改称为“命”，秦时名为“制”，汉初又派生出四品——“策书”、“制书”、“诏书”、“戒敕”。同时，还说明了诏策在每个时期的不同作用。
　　
　　罗宗强先

《略论六朝的应用文理论》出自：www.88haox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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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应用文创作的探究
　　
　　作为文章大系统中的一支——应用文更需重视体制。因为应用文体体裁的规范化比文学文体更稳定，程式化色彩更浓。应用文文体的区分和源流考辨都是为写作服务的，亦即程式化创作规律的探究与总结。总括六朝时人对于应用文的研究，有以下几点值得今人借鉴。
　　
　　一是写作目的的“尚用”。无论从应用文的缘起还是从现实功能来看，实用性都是它首先要符合的规定性。曹丕认为文章是济世经邦之器，陆机认为文章可以“济文武”、“宣风声”。刘勰不仅从总体上将文章视为“经典枝条”，而且分文体明确了其实际作用：《奏启》“术在纠恶”，觫碑》“累其德行”，《书记》是“政事之先务”，《章表》乃“经国之枢机”……王安石在《上人书》中说“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用以规范文学的所有成员就有失偏颇，但若用来要求应用文则恰如其分。
　　
　　二是语言运用的合体与变通。文学究其根本乃是语言之处理与操作，文体的区分除了功能上的差别外，更多的是语言上的差别。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论述，就是从语言来区分文体的。陆机对于十类文体的划分，内容和形式（主要是文辞）是并重的两条准则。萧统选编《文选》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和陆机的观点相似。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中说：“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官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翼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总论各类文体，指出各类文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规范，在写作过程中要注意用语的合体，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应用文创作在注重语言运用合体的同时，不能胶柱鼓瑟，应该有所变通。陆机纹赋》在总结了各类文体语言运用规律后，又说“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即认识到了文体、语言变通的情况。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还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也？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驰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才疏耳。”他不仅认识到了通变的情况，而且把通变当成了一种创作规律。
　　
　　三是创作主体的学识修养。陆机在《文赋》中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这都是在探讨创作主体的学识修养对于创作的影响。相对于纯文学而言，应用文写作要求创作主体具有广博的见闻与学识。应用文涉及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写作者只有熟识时务，深谙政治，通晓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写作的应用文才能切中肯綮，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文心雕龙·议对》中说：“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弛张治术。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田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说的就是“议”这种文体的写作，不仅要通晓经典和时事，还要根据内容了解礼仪、军事、农业、法律等方面的知识，一言以蔽之就是博学通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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