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概说

概要：相思与君绝！”《白头吟》是“街陌谣讴”，思想通达，感觉细致，有城市妇女气度，诗中女子坦荡不拘地自叙与怀有两意的情人斗酒决绝，抒发内心失恋的凄切，表白“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期望，慷慨要求“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应当重情义而轻钱财。但在封建制度下，妇女处于依附地位，往往被玩弄抛弃。《怨歌行》以团扇为喻，抒发了被弃的忧虞：“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宋子侯《董娇娆》写洛阳女子和路旁桃李花的对话，感伤女子命薄于花，花可以“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而女子则“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这类诗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和命运。 两汉乐府中也有一部分作品热情歌唱妇女的美丽善良和机智勇敢；赞美她们的执著追求和不屈反抗。《陌上桑》写美丽的罗敷用夸耀夫婿官威的方式，嘲笑斥退了太守的调戏，赞美罗敷的聪明坚贞，揭露了官僚的丑恶灵魂。辛延年《羽林郎》写一位酒家胡姬，严辞痛斥霍氏家奴冯子都仗势调笑，借西汉故事以揭露东汉外戚的罪恶，而赞美了兄弟民族女子的正义反抗。《陇西行》风趣地讴歌一位善于应对接待的当家主妇，赞叹“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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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思与君绝！”《白头吟》是“街陌谣讴”，思想通达，感觉细致，有城市妇女气度，诗中女子坦荡不拘地自叙与怀有两意的情人斗酒决绝，抒发内心失恋的凄切，表白“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期望，慷慨要求“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应当重情义而轻钱财。但在封建制度下，妇女处于依附地位，往往被玩弄抛弃。《怨歌行》以团扇为喻，抒发了被弃的忧虞：“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宋子侯《董娇娆》写洛阳女子和路旁桃李花的对话，感伤女子命薄于花，花可以“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而女子则“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这类诗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和命运。
　　 两汉乐府中也有一部分作品热情歌唱妇女的美丽善良和机智勇敢；赞美她们的执著追求和不屈反抗。《陌上桑》写美丽的罗敷用夸耀夫婿官威的方式，嘲笑斥退了太守的调戏，赞美罗敷的聪明坚贞，揭露了官僚的丑恶灵魂。辛延年《羽林郎》写一位酒家胡姬，严辞痛斥霍氏家奴冯子都仗势调笑，借西汉故事以揭露东汉外戚的罪恶，而赞美了兄弟民族女子的正义反抗。《陇西行》风趣地讴歌一位善于应对接待的当家主妇，赞叹“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佩服妇女才干堪与男子比美。《上山采蘼芜》则写一位弃妇途遇前夫，通过他们的对话，让这个喜新厌旧的男子，说出“新人不如故”的悔意，从而鞭挞负心的男子。在这类作品中，最杰出的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它以汉末建安年间发生的真人实事为题材，通过刘兰芝、焦仲卿这对年轻夫妇的婚姻悲剧，表达了青年男女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控诉了封建礼教的罪恶。
　　 描写下层文士奔走仕途、困顿他乡的种种苦闷，是两汉乐府的又一个重要内容。这类作品主要出自下层文人之手，有的在六朝就传为“古诗”，如《驱车上东门行》、《冉冉孤生竹》、《青青陵上柏》等便被《文选》收入《古诗十九首》。就作品的具体主题而言，它们多属游子思归、思妇闺愁的抒情诗。如《铙歌·巫山高》写困顿蜀地的游子，抒发“远道之人心思归”的乡愁；《古歌》写作客胡地的游子思乡之情；而《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则为思妇之辞，写她收到游子书信时的感情变化，生动地表现了思妇的情爱和忧虑；《冉冉孤生竹》则写新婚离别的思妇哀怨。这类作品比较细致地表现了当时下层文人失意情绪和追求家庭团聚的愿望。
　　 游子诗中还有一些抒写抱负、阅历和讥时愤世的作品。《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是一首励志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已成格言；《猛虎行》以“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来砥砺游子不为非法违礼之事。但游子生涯中充满痛苦和挫折，所以更多的作品是抒泄愤懑的。《艳歌行》写异乡谋生的游子，因受贤主妇的关心，而被主人猜疑误解，深感“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的委屈难受。《高田种小麦》以高田不宜种小麦为喻，说出“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的辛酸。《枯鱼过河泣》则以寓言的形式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险恶，告诫同伙“相教慎出入”，警惕陷落罗网。而像《驱车上东门行》、《青青陵上柏》等作品，则抒写由失意不遇而引起的人生如寄、及时行乐以及游仙长生等消极思想情绪，其中也有愤懑和不平，反映了东汉末年一部分文士的思想状况。
　　 此外，两汉乐府中还有一些作品歌颂清官贤良，描写社会风情。前者如《雁门太守行》，后者如《江南》、《城中谣》等，都是较好的作品。它们和上述各类作品一起构成了一幅两汉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
　　 两汉乐府的艺术特色。两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它继承了先秦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明代徐祯卿说：“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谈艺录》），是其显著的艺术特点之一。较之《诗经·国风》，两汉乐府多叙事诗，即使是抒情之作也每每带有叙事成分。从长篇《孔雀东南飞》到小诗《公无渡河》的许多叙事诗，或故事完整，情节曲折；或生活片段，截取一侧；或咏当时，或托历史；或取材真人真事，或寓意草木禽兽；或顺叙追述，或夹叙夹议。大都以事为主，即事见义，相当明确地表达出主题思想。再如《白头吟》、《怨歌行》及《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之类抒情作品，多采用第一人称自述的结构，大都“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谢榛《四溟诗话》），娓娓动人。
　　 两汉乐府的表现艺术，一般说来，其抒情诗较多地吸取了《诗经》、《楚辞》的比兴手法，比喻贴切，发人联想，而委婉曲折，含蓄有味。其叙事诗的突出特点是善于抓住诗中主人公遭遇的矛盾冲突，通过富有个性的对话或自述，运用铺张排比的手法来交待情事，见出神态，表达主题思想。如《孔雀东南飞》一开始就写刘兰芝向焦仲卿倾诉委曲，提出离婚的要求，将这场婚姻悲剧的尖锐冲突一下子展开；此后则通过各个人物的对话来推进悲剧的发展，同时在对话中或插叙中渲染人物性格和悲剧气氛。其他如《东门行》以夫妻对话，《上山采蘼芜》通过前夫对弃妇对话，《董娇娆》写女子和桃花对话，《羽林郎》写胡姬驳斥冯子都等，也都是运用人物对话来表现情节发展，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画。像誓死殉情的刘兰芝、焦仲卿，抗拒太守调戏的秦罗敷，严斥霍家奴才的酒家胡姬，哀伤薄命的董娇娆，以及铤而走险的穷汉等，都是两汉乐府中很有光彩的人物形象。
　　 两汉乐府的诗歌体裁以五言为主，兼有七言及杂言。句式比较灵活自由，语言自然流畅，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生活气息比较浓厚。与先秦传统的诗歌四言形式相比较，以五言为主的两汉乐府歌辞是一种新体、俗体，它大致经历了从民歌到文人创作、从入乐弦歌到徒歌、从长短不一的杂言到整饬的五言的发展过程，其间文人的加工和创作，显然促进了五言诗体的成熟。到魏晋以后，一般以入乐与否区别“乐府”和“古诗”，但也有一些文人，仿古乐府作诗而不入乐。随着诗歌声律的讲求和对骈俪形式的追求，又把“乐府”、“古诗”归于“古体”，而把讲究声律骈对的五言诗称为“近体”或“今体”了。两汉乐府开创了古代叙事诗的可贵的战斗传统，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诗体，即乐府体。从建安时代起，凡以诗歌抨击政治黑暗、反映民生疾苦而取得显著成就的诗人，大都从两汉乐府中汲取艺术养料，如“三曹”、“七子”以乐府旧题咏时事，鲍照的拟乐府歌行，杜甫“即事名篇”的乐府诗等。至于白居易、元稹、李绅等发起的“新乐府运动”，以及晚唐聂夷中、杜荀鹤、皮日休等人的诗歌创作，其源亦出自两汉乐府，可见其历史影响之深远。
　　 今存两汉乐府歌辞谣谚作品，有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元代左克明《古乐府》，明代冯惟讷《古诗纪》，梅鼎祚《古乐苑》等总集。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将前人所辑全部搜列。（倪其心文，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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