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林巳奈夫和李学勤都认为上述玉器是良渚文化的遗物。良渚文化的年代约为前3300—前2200 年。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年代正在其范围之内。这两种文化分布的地域比较接近，并有某些同类型的器物，彼此显然是互有影响的。所以李学勤认为“这两种文化有共同的文字联系，实在情理之中”（《起源》156 页）。他把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和上述玉器上的符号都看作文字，所以用“共同的文字联系”这种说法。不同意把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看作文字的学者，当然也不会同意把上述玉器上的符号看作文字。近年在国内博物馆藏品中也发现了两件刻有这类符号的玉器。两件玉器都是大型玉琮，形制相类。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上端两侧面各刻一个符号。其中一个跟上举玉璧上的几个符号相类，也是以“作鸟立于山上之形”的符号为主体的复合符号。另一个符号已磨损不可辨。李文认为这件琮属良渚文化玉琮中最晚的一式（78—79 页）。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据传出于山东省，上端正中刻有跟“玉臂圈”的a 相同的符号，底部内壁一侧刻有斜三角形。发表者认为此琮与“玉臂圈”应为大汶口文化遗物（石志廉《最大最古的■纹碧玉琮》，《中国文物报》1987 年10 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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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巳奈夫和李学勤都认为上述玉器是良渚文化的遗物。良渚文化的年代约为前3300—前2200 年。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年代正在其范围之内。这两种文化分布的地域比较接近，并有某些同类型的器物，彼此显然是互有影响的。所以李学勤认为“这两种文化有共同的文字联系，实在情理之中”（《起源》156 页）。他把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和上述玉器上的符号都看作文字，所以用“共同的文字联系”这种说法。不同意把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看作文字的学者，当然也不会同意把上述玉器上的符号看作文字。近年在国内博物馆藏品中也发现了两件刻有这类符号的玉器。两件玉器都是大型玉琮，形制相类。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上端两侧面各刻一个符号。其中一个跟上举玉璧上的几个符号相类，也是以“作鸟立于山上之形”的符号为主体的复合符号。另一个符号已磨损不可辨。李文认为这件琮属良渚文化玉琮中最晚的一式（78—79 页）。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据传出于山东省，上端正中刻有跟“玉臂圈”的a 相同的符号，底部内壁一侧刻有斜三角形。发表者认为此琮与“玉臂圈”应为大汶口文化遗物（石志廉《最大最古的■纹碧玉琮》，《中国文物报》1987 年10 月1 日2 版。此文称“玉臂圈”为“矮筒形小玉琮”）。还有学者认为此琮是山东龙山文化遗物（安志敏《关于良渚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1988 年3 期241 页、245 页注（74）。由于在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过刻有这类符号的同类玉器，上述那些玉器究竟应该归属于哪种文化，还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们过去曾经根据前面举出的A—D 四个符号，断定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是用作族名的原始文字，并认为它们跟古汉字之间很可能“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探索》165—166 页）。现在看来，这样说是不妥当的。正如上引汪文所指出的，“真正的文字要从表音开始，是能够记录语言的符号。陶器上这几个孤立的图形，还不能证明这一点”（28 页）。而且如果说A—D这几个符号确实跟古汉字很相似的话，新出的G、H 两个符号以及玉器上的鸟立山上形符号和符号b，跟古汉字显然就不怎么相似了。所以把这类符号看作原始文字是根据不足的，把它们直接看作古汉字的前身就更不妥当了。估计刻在陶尊上的乙类符号可能有两种用途。有的用作性质接近后世的族氏或人名的标记，有的用作器主或其所属之族的职务或地位的标记。在同一个陶尊上出现的两个符号也许是分属这两类的。汪文说：“这些图形（引者按：指乙类符号）刻于陶器上，当是作为作器者的一种氏族标记。例如，石斧形标记可能代表善制石斧的氏族..”（28 页）。他说的这种标记接近我们所说的后一种标记。不过古代往往“以官为氏”，“以爵为氏”，“以技为氏”（参看《通志·氏族略》），后一种标记往往会转化为前一种标记，二者的界线不是绝对的。玉器上的符号的用途尚待研究。一个象形符号如果用作了性质接近后世族氏或人名的标记，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可以认为已经变成了文字。例如一个名“鹿”的族用象鹿之形的符号（也可以说“鹿的图形”）作为自己的标记，这跟用“鹿”的象形字来记录“鹿”这个族名岂不是一回事吗？但是实际上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早在旧石器时代，只要人们已经会画鹿，就有可能指着鹿的图形说出“鹿”这个词来。我们能不能说这时“鹿”字就产生了呢？当然不能。因为这跟有意识地用鹿的象形符号来记录成句的语言中的“鹿”这个词，完全是两回事。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来看，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的贫富分化已经相当显著，阶级的形成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了。在这种条件下使用的作为族或个人标记的象形符号，跟原始社会较早时期的图画当然不能等量齐观。但是在并非用来记录成句语言中的词这一点上，二者却是相同的。所以我们还不能把这种符号看作文字。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虽然不能断定为原始文字，毕竟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像古代象形文字的一种符号。从有些符号在并非出于一地的遗物上不止一次地出现的情况来看，这种符号的稳定性显然也是相当强的。它们无疑可以看作原始文字的先驱。如果文字形成的过程接着开始的话，它们的大多数应该是会转化成文字的。大汶口文化分布的地域接近古代中国的中心地区。有些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的作风，跟古汉字确实很相似。看来这种符号虽然不见得是原始汉字的前身，但是很有可能曾对原始汉字的产生起过某种影响。在这里附带讨论一下前面讲甲类符号时提到过的、商周铜器上象形程度比较高的那类族徽的性质。上面是这类族徽的一些例子。上引汪文认为这类族徽跟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一样，是一种“图画记事”，而不是真正的文字（33 页）。这类族徽的确可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早在原始汉字产生之前就已经出现。在当时它们当然还不是文字。但是汪文也承认“图画记事”中的“大部分图形成为后来文字的前身”（40 页）。在汉字形成的过程里，那部分族徽无疑大都转化成为文字了。而且象形程度较高的族徽肯定也有一部分是在汉字形成后才被使用的。这部分族徽一般都应该是文字。所以我们认为商周铜器上象形程度较高的族徽，至多只会有很小的一部分还不是文字。它们的绝大部分是没有理由不当作文字看待的。由于族徽具有保守性，同一个字在铜器上用作族徽时的写法，往往要比一般使用时更接近图形。这种区别是文字的古体与今体之别，而不是图形与文字之别。事实上铜器上的族徽的写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同一个族徽往往有时写得比较象形，有时则写得跟一般金文比较接近。有些图绘性比较浓厚的、现在还无法确释的族徽，在殷墟甲骨文中有作为族名或人名使用的例子。它们作为文字的性质是不容怀疑的。这一点郭沫若在《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中早就指出来了（见《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在一般称为族徽文字的象形程度较高的金文里，有一些字是用作个人的私名的。所以有的学者把这种金文称为记名金文，而不称为族徽金文或族名金文。我们在下文中也采用这一名称。3.关于所谓夏代文字一般认为夏代已经进入阶级社会时代。目前除少数学者外，大家都认为夏代应该有文字，至少应该已有原始文字。但是在考古发掘中却还没有发现确凿无疑的夏代文字。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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