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伦敦演讲

概要： 跨越对立：东亚和平的新愿景马主席于伦敦政经学院专题演讲 演讲人：台北市长暨国民党主席马英九 地点：伦敦政经学院 时间：民国九十五年二月十三日 导言 戴维斯院长、伦敦政经学院的师生、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首先，我要向戴维斯院长表达个人最诚挚的谢意；因为院长的妥善安排，才使我有这个特殊机会在此向诸位发表一些个人浅见。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振奋的，一方面，这是因为早年留学哈佛大学的学院经验，让我一走进这里，就有一种回到家的温馨；二方面，则是因为能在此地与各位分享我个人的理念，特别是有关台海两岸、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的看法，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一八九五年，四位费边社的领导人贝翠丝韦伯、悉德尼韦伯、格汉韦拉斯、和萧伯纳，决定创立一所能够发扬他们社会改革理念的学校。伦敦政经学院在他们的努力下设立，并在此后一百多年间发展茁壮，被公认为是一所世界级的学术机构、顶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以及向全世界宣扬政治和经济理念的思想重镇。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请接受我对这所伟大学府的崇高敬意，请接受我对它辉煌成就的感佩。 I历史的交会与三民主义 历史的交会

跨越对立：东亚和平的新愿景----马主席于伦敦政经学院专题演讲

演讲人：台北市长暨国民党主席马英九

地点：伦敦政经学院

时间：民国九十五年二月十三日

导言

戴维斯院长、伦敦政经学院的师生、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首先，我要向戴维斯院长表达个人最诚挚的谢意；因为院长的妥善安排，才使我有这个特殊机会在此向诸位发表一些个人浅见。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振奋的，一方面，这是因为早年留学哈佛大学的学院经验，让我一走进这里，就有一种回到家的温馨；二方面，则是因为能在此地与各位分享我个人的理念，特别是有关台海两岸、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的看法，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一八九五年，四位费边社的领导人贝翠丝韦伯、悉德尼韦伯、格汉韦拉斯、和萧伯纳，决定创立一所能够发扬他们社会改革理念的学校。伦敦政经学院在他们的努力下设立，并在此后一百多年间发展茁壮，被公认为是一所世界级的学术机构、顶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以及向全世界宣扬政治和经济理念的思想重镇。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请接受我对这所伟大学府的崇高敬意，请接受我对它辉煌成就的感佩。

I历史的交会与三民主义

历史的交会

同样在一八九五年，位于世界另一隅的中国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一年四月十七日，满清主政下的中国与当时国力渐强的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作为中国战败的代价之一。我所属的政党—－中国国民党—－即是在中国战败后到条约签订前的这段期间，也就是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孙中山先生所创立。有感于对日战败，中山先生矢志把中国从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手中解救出来，并将其建设成独立、民主、繁荣的现代国家。经过十八年的奋斗，中山先生率领同志于一九一二年成功地缔造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伦敦政经学院于一八九五年创立，中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也发生在同一年。或许诸位在回顾历史时，会倾向把这两件事看做独立的事件，但容我提醒各位，这两件看似不相干的历史事件，曾在一位伟人的身上交会，他就是孙中山先生。

费边社与孙中山先生

一八九六年，满清政府在伦敦诱捕并绑架了孙中山先生。迫于英国舆论的压力，以及中山先生的恩师康德黎医生的奔走援救，满清政府终于释放了中山先生。事件平息后，中山先生留在英国研究，经常造访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研读欧洲政治概况与政治思想，并特别考察了流行于当时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潮。其中，又以费边社的改良主义思想，对中山先生形成了最重要且最持久的影响。

不同于阶级斗争的途径，英国费边社倡议的是渐进的改革，强调的是理性的说服，呼吁的是教育的重要。该社成员展现了强大的毅力，为他们的革新与进步论点进行理性辩护。而这种务实的社会改良主义，毫无疑问是建立在对民主与多元主义的坚实信念之上。

费边社的视野和远见，不仅促成了伦敦政经学院的创立，同时也在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给予其甚大的启发，这毋宁是另一个重要的历史交会。

三民主义与国民党

由民族独立、政治民主与社会福祉三个理想所构成的三民主义，正是国民党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在对日战败的冲击下，中山先生以民族主义作为反抗满清政府的基调。民生主义在费边社的影响中萌芽，中山先生将其视为矫治当时中国社会与经济沈痾的良方，而它的具体实践更成为日后台湾缔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关键。此外，对于中山先生及其追随者而言，政治层面的民权主义改革，必须与社经层面的民生主义改革同时并进，而不容偏废。

先是建设中国大陆，继而是一九四九年后的发展台湾，国民党的历史正是一部为实践民族、民权与民生理想的长期奋斗史。超过一个世纪以来，国民党一直都是中国现代化的主导力量。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它带领中华民国「北伐统一」；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它戮力从事国家建设，创造了「黄金十年」；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它不懈地领导对日抗战，终至赢得最后的胜利；一九四六年，它开始实施民主宪政；一九四九年以后，则致力于建设繁荣和民主的台湾。

我确信，三民主义所揭橥的政治理想与价值，在今天仍然不减其意义。身处于这个更加复杂的、由晚期现代性与崭新全球化所交织而成的世界中，我们更必须持续地更新这些重要的政治理想与价值。

III跨越对立分离不是解答

近年来，一些台湾的政治人物主张，台湾应该藉由制宪正名、应该藉由切断与中华文化的脐带、应该藉由升高内部的省籍对立、应该藉由挑起两岸间民族主义式的仇恨、应该藉由压抑台海两岸日益频繁的各项交流、甚至应该藉由与中国大陆进行军备竞赛的方式，以遂行单边的分离主义计划。但基于如下的理由，我个人完全无法认同这种思维方式。

在今天这个快速全球化的世界里，「分裂」或「分离主义」绝非是确保政治民主、经济与社会繁荣的唯一方法。台湾理所当然要确保其民主的成就，但这项考虑却不应该与台独分离主义混为一谈。相反地，我们必须尽力与中国大陆达成可能的和解。确保台湾民主成就的关键在于对话，而非分裂。

更进一步来说，片面的分离主义行动只是一帖召唤劫难的药方。实际上它将升高台湾内部的对立，重启两岸停歇的内战。而那将是一场全面的战争，既危及台湾的生存，亦重创中国大陆现代化的努力。同时，由于美国和日本将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台海冲突，这帖分离主义的药方不仅危害台湾的利益，更势必动摇整个区域的安定与世界的和平。

两岸关系发展

过去二十年间，台海两岸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台湾居民赴大陆的人数与次数，在一九八七年还只有几千名，到了二００五年已成长到了四百万。两岸间的双边贸易，在一九八七年还不到一亿美元，到了二００五年已增加为七百一十亿美元，扩增了七百倍。中国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购买了台湾百分之三十七点八的出口品。二００五年，台湾对大陆享有四百九十七亿美元的顺差，这数字远超过台湾贸易顺差的总额；这意味着，如果台湾断绝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往来，那么台湾对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将高达四百二十亿美元。与此同时，已有超过七万家台湾企业前往大陆投资经商；他们自一九八七年以来至少已投资了七百亿美元，据估计创造了一千万个工作机会。在另一项统计中，大约有七十五万台湾住民旅居中国大陆，这占了台湾总人口的百分之三。以数据作为明证，台海两岸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的交流规模，可以说已大幅成长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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