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朦胧诗

概要：朦胧诗简介 朦胧诗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它以“叛逆”的精神，打破了当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北岛、顾城、舒婷、梁小斌、江河、杨炼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他们在诗作中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 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

朦胧诗简介

         朦胧诗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它以“叛逆”的精神，打破了当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北岛、顾城、舒婷、梁小斌、江河、杨炼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他们在诗作中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 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朦胧诗的产生

1.朦胧诗的发端

        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批年轻诗人开始崛起于诗坛，给诗苑带来了一股新异的诗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他们中的主要代表有：食指、北岛、舒婷、芒克、多多、顾城、江河、杨炼、林莽、梁小斌、王小妮等。这批年轻诗人所引发的新诗潮之所以在70年代末出现在中国诗坛上，是由特定的时代语境和历史积淀所形成的。就其发展过程而言，最早可溯源到“文革”时期 60年代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时许多知识青年普遍怀有一种模糊而又强烈的情绪：不解、怀疑、愤怒、无奈、对抗等交织在一起，一种被抛弃的失落感以及对幻灭了的理想的沮丧和坚执，对失去家园的牵系等，成了这一代人的主导情绪和情感基调。郭路生(食指)写于1968年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就是这种情绪的最初渲泄：“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郭路生曾被人们称作文革时期 “地下诗歌”第一人，后来他借用西方现代手法创作的带有古典诗词韵味的《相信未来》，一度在知青中流传，对“地下诗歌”的发展具有开拓作用。

2.朦胧诗最初的半公开亮相

        当时，围绕某一知青点曾出现许多诗歌创作群落，其中尤以“白洋淀诗歌群落”最为有名。它是在1969年至1976年间，由北京赴河北白洋淀一带插队的一批知青构成的创作群体，主要包括芒克、多多、根子、林莽、方含、宋海泉等。由于白洋淀距北京不足二百里，各种新思潮便很快波及这里，70年代初北京青年“ 地下阅读”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等，也很快在白洋淀传阅，从而形成了适宜于“地下诗歌”生长的独特人文环境，也使许多成员日后成为新诗潮的主将。“白洋淀诗群”于1976年因芒克最后一个离开白洋淀而告终结。当他们陆续返城之后，在1978年12月刊印了民间刊物《今天》，这是他们作为朦胧诗群最初的半公开亮相。

3.朦胧诗走上诗坛

        1979年3月，《诗刊》发表了北岛的《回答》，标志着朦胧诗由地下正式走上诗坛，从而形成了强烈的艺术冲击波。由于这批年轻诗人大都经历过十年浩劫，有过激情和理想从狂热到幻灭的过程，所以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年少时天真和单纯的信仰被欺骗之后，不免有些失落和迷惘。由此，他们便开始产生一种悖逆心理，不仅怀疑“文化大革命”，甚至也怀疑起自己和周围的一切：“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岛《回答》)“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北岛《一切》)这就是一代人在特定时期所怀有的特有情绪。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沉落下去，而是开始了执着中的奋起，迷惘中的寻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求光明”(顾城《一代人》)。顾城笔下一代人的形象，正是这一代青年最真实的象征。因而，在他们丰富而又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中，既有置身于那个时代的惊悸、恐怖、苦闷、激愤，又有心灵的痛苦、迷茫、空虚、失落，同时也有在反思过程中所孕育的新的希望和理想。当他们怀着这种情绪走近诗歌时，又不期然地与西方现代派艺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和汇通。于是他们一改传统直白浅露的抒情模式，而大量采用象征、隐喻、反讽、变形、通感、暗示等艺术手法，使之呈现出一种隐约朦胧，含混甚至歧义的诗意氛围，因此人们便把这类诗称作“朦胧诗”甚至贬称为“古怪诗”。

朦胧诗的论争

        由于朦胧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的变革，对中国诗歌传统和欣赏习惯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也由此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朦胧诗”这一称谓，最初是略含贬意的，它在当代诗坛流行，可前溯自1980年《诗刊》第8期发表的署名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该文是由老诗人杜运燮的一首诗《秋》所引发的，这首诗发表在《诗刊》1980年1期上：“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危险游戏中的细节回忆。”在章明看来，此诗用语让人感到稀奇、别扭，使人产生思想紊乱，接着他又举出青年诗人李小雨的《夜》作为例证，认为这类诗晦涩、怪僻，叫人读了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实在令人气闷，气闷之余，便写下这篇文章。为了避免粗暴的嫌疑，他将此类诗体姑且名之为“朦胧体”。从此，“ 朦胧诗”这个略含贬意的称谓，便成为日后新诗潮的具有普泛性的命名，并围绕着“朦胧诗”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论战。

        论战一方持肯定，赞赏的态度，主要以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为代表。他们分别写了《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崛起的诗群》等文，为新诗潮推波助澜，故被称作“三个崛起论者”。谢冕对新诗的探索和创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他指出，在新的挑战面前，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借鉴西方现代诗歌的表现形式，写出了一些看似古怪实则新异的诗篇，这情景实在让人兴奋!这就给新诗的探索赋予了某种合理或合法性。几个月之后，孙绍振又发表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他一方面支持谢冕的看法，另一方面又将此上升到“新的美学原则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这股诗潮的崛起“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所谓“新的美学原则”，即是“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也就是表现自我。而徐敬亚于1983年发表《崛起的诗群》，更是对朦胧诗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诗人的诗学态度，文本实验及风格特征等，作了既系统又具体的阐释，犹如一篇中国现代主义的宣言书，在文学界激起了轩然大波，从而把朦胧诗的论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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