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教版必修一第二专题《获得教养的途径》教案

概要：独立思考的根本目的，就是尊重客观存在，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中国要发展，走改革开放之路，思想解放是关键。中国教育落后，主要在于灌输替代了独立思考。 无论在具体的学习还是研究，“不思想”终将一事无成，充其量只能得“死的知识”，只有独立思考才有可能获得教养，获得智慧。随着探讨的深入，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注意中国文化教育的大背景。结合这个大背景，本专题的探讨可能会有深度和广度。如，中国古代注意到“学”和“思”的关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是究竟有没有“不唯上，不唯尊，只唯实”的独立思考？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提倡独立思考？为什么中国社会近五百年在人文科学方面没有对人类作出有价值的贡献？为什么没出现世界级的伟大科学家？中国经济发展滞后和教育有没有关系？中国人的教育观念存在什么问题？中国高等教育中，文科理科所占比例为什么和发达国家相反？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国有一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探讨的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学生会发现有价值的问题，会积极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 （4）本专题还有些有趣的问题，可以启发学生作进一步的探讨。 王梓坤的

独立思考的根本目的，就是尊重客观存在，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中国要发展，走改革开放之路，思想解放是关键。中国教育落后，主要在于灌输替代了独立思考。

    无论在具体的学习还是研究，“不思想”终将一事无成，充其量只能得“死的知识”，只有独立思考才有可能获得教养，获得智慧。

随着探讨的深入，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注意中国文化教育的大背景。结合这个大背景，本专题的探讨可能会有深度和广度。如，中国古代注意到“学”和“思”的关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是究竟有没有“不唯上，不唯尊，只唯实”的独立思考？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提倡独立思考？为什么中国社会近五百年在人文科学方面没有对人类作出有价值的贡献？为什么没出现世界级的伟大科学家？中国经济发展滞后和教育有没有关系？中国人的教育观念存在什么问题？中国高等教育中，文科理科所占比例为什么和发达国家相反？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国有一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探讨的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学生会发现有价值的问题，会积极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

 （4）本专题还有些有趣的问题，可以启发学生作进一步的探讨。

 王梓坤的文章，很明确的可以看出是普及读物，任何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人都可以读，那么我们推导：韩愈的《师说》仅仅是赠给李蟠的吗？荀子的《劝学》又是写给什么人读的？通过三个部分的比较，也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如，韩愈认为师有“句读之师”和“传道受业解惑之师”之分，而黑塞则注意到儿童学写字母、拼读音节阶段处在同一起点上，而后来的发展，满足于一般阅读与继续深入阅读二者将有很大的区别。
  《劝学》中的一些有关学习的论述，今天看起来，过于简单，作者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比喻？这种行文方法和作者面对的人群素质有没有关系？
   古代的学习观和现代学习理念相比，是有些落后的。在现今的学习条件下，如何读，如何学，如何思考呢？
 《获得教养的途径》中作者两次提到“受骗上当”，是基于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但是文章的落点为什么是在“创新”上？

 三．相关连接

1．《获得教养的途径》

作者介绍：（黑塞自传） 我于1877年生于黑森林的卡尔夫市。父亲是德国人,生于波罗的海岸边的爱沙尼亚。母亲出生在一个施瓦本地区的家庭,是法籍瑞士人。祖父是医生,外祖父是传教士、研究印度的专家。父亲也曾一度在印度当过传教士,母亲年轻时在印度住过几年,从事传教工作。我童年时代是在卡尔夫市度过的,中间曾去巴塞尔住过几年(1880——1886)。我们一家人是由几个不同国籍的人组成的,现在又加上我成长的经历：我成长在两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中,他们各自操着不同的方言。我大部分的学校生活是在符腾堡的寄宿学校度过的,有一段时间在莫尔布隆修道院的神学院读书。我是优等生,拉丁文学得不错,但希腊文成绩一般。我不是个唯命是从的孩子。我好不容易才适应那个虔信的教育机构,那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压制和扼杀人的个性。从十二岁时起,我就想当诗人,但苦于找不到正常的或者说是正式的道路。我离开了神学院和中等学校,跟一名技工当学徒。十九岁时,在图平根和巴塞尔的书店和古玩店工作。1899年底,我发表了篇幅不大的诗集,接下来又发表了一些小部头的著作,都没有引起注意。直到1904年,我发表了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德》,一举成功。本书写于巴塞尔,在瑞士出版。我放弃了卖书的工作,和一个巴塞尔女子结了婚,生了几个儿子,迁居乡下。那时乡村生活远离城市和文明,正合我的心意。自此,我一直乡居度日。先在康斯坦茨湖畔的海因霍芬,住到1912年;后又迁居伯尔尼郊外；最后迁居现在的住处:卢加诺附近的蒙塔格诺拉。
   我于1912年定居瑞士以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越来越陷入了与德国民族主义冲突的境地。自从我率先向大规模的鼓动和暴力发表一些审慎的、表示抗议的言论以来,不断地受到来自德国的攻击,辱骂信纷至沓来。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德国当局对我的仇恨达到了顶点。然而,我在年轻一代人中赢得了追随者,他们按照国际主义以及和平主义的方式思考问题；我得到了罗曼·罗兰的友谊,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他逝世；我还得到了印度和日本人的同情,他们和我虽远隔千山万水,但思想一致。这样,德国官方对我的仇恨也就得到了补偿。希特勒倒台以后,我在德国又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但我的著作已部分被纳粹分子查禁,部分在战争中被毁掉,一直未在德国再版。
   1923年,我放弃德国国籍,取得瑞士国籍。第一次婚姻破裂以后,我独居多年,后来又结了婚,我的好友在蒙塔格诺拉盖了一幢房子,供我居住。
   1914年前,我一直爱好旅游。我常去意大利,有一次还到印度住了好几个月。从那以后,我几乎完全放弃了旅游,十多年来,我从未离开过瑞士。
    我是希特勒统治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在这十一年里,我一直工作,写成了《玻璃球游戏》(1943),这是部长篇小说,分两卷出版。完成了这部长篇以后,我患了眼疾,又因年迈,疾病日渐增多,不能从事较大部头的创作了。
   在西方哲学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柏拉图、斯宾诺莎、叔本华和尼采；还有历史学家J·布克哈德对我也有影响。但他们对我的影响都不及印度和中国的哲学对我的影响那样大。我和美术一直有不解之缘,但我更爱好音乐,并小有所获。我的作品里大都提到过音乐。我认为我最具特色的作品是《诗歌》(选集版,苏黎世,1942)；小说有《克努尔普》(1915)、《德米安》(1919)、《席特哈尔塔》(1922)、《荒原狼》(1927)、《纳尔齐斯和歌尔蒙德》(1930)、《东方行》(1932)、《玻璃球游戏》(1943)。《回忆录》(1937,增订版,1962)里载有许多自传材料。我的政论文集最近已在苏黎世出版,书名《战争与和平》(1946)。
    先生们,我这里写的只是个简略的提纲,希望它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写得更全面一些。         （摘自漓江出版社《荒原狼》附文）

  946年赫尔曼·黑塞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表彰词：“……他那些灵思盎然的作品——它们一方面具有高度的创意和深刻的洞见，一方面象征古典的人道理想与高尚的风格。”人们已无数次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您最爱读什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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