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发展线索

概要：宋明理学的发展线索 理学的繁荣，与宋代的积弱积贫，恰成鲜明的对比。理学著述之丰，人才之盛，学派之多，远远超出先秦“百家争鸣”时期的诸子之学。虽然如此，理学的发展也有其清晰可见、易于把握的历史发展线索。 首先，按照各学派在理学中的地位和影响，我们可以分出理学中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所谓主流派，是指在理学中居于正统地位的道学一派和在南宋、明代影响甚大且能与道学相抗衡而居于理学中心地位的心学一派。所谓非主流派，是指在当时影响虽著于一时，然在理学流传发展中未能居于中心地位的其它学派，有代表性的有王荆公的新学、二苏的蜀学、陈龙门叶水心的功利之学、吕东莱的婺学等。对于这些理学中的非主流派，我们在此就不作介绍。 其次，对于理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主流派，我们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结合现代的研究惯例，分成道学、心学与气学三派。气学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两种意义，广义的气学指中国传统哲学中所有讲气的哲学，狭义的气学指宋明理学中以气作为哲学基本范畴的哲学。在后者意义上气学，在理学发展史上，气学本来是从属于道学，由于其自身的特点符合后来人们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需要，故在关于理学的

宋明理学的发展线索

   理学的繁荣，与宋代的积弱积贫，恰成鲜明的对比。理学著述之丰，人才之盛，学派之多，远远超出先秦“百家争鸣”时期的诸子之学。虽然如此，理学的发展也有其清晰可见、易于把握的历史发展线索。

    首先，按照各学派在理学中的地位和影响，我们可以分出理学中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所谓主流派，是指在理学中居于正统地位的道学一派和在南宋、明代影响甚大且能与道学相抗衡而居于理学中心地位的心学一派。所谓非主流派，是指在当时影响虽著于一时，然在理学流传发展中未能居于中心地位的其它学派，有代表性的有王荆公的新学、二苏的蜀学、陈龙门叶水心的功利之学、吕东莱的婺学等。对于这些理学中的非主流派，我们在此就不作介绍。

    其次，对于理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主流派，我们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结合现代的研究惯例，分成道学、心学与气学三派。气学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两种意义，广义的气学指中国传统哲学中所有讲气的哲学，狭义的气学指宋明理学中以气作为哲学基本范畴的哲学。在后者意义上气学，在理学发展史上，气学本来是从属于道学，由于其自身的特点符合后来人们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需要，故在关于理学的研究中，人们把它从道学中分了出来。

    道学、心学和气学，三派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都是儒学如何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存在与发，特别是如何确立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和落实儒家思想价值。对此，三派哲学的解决方式和侧重点不同。其中，道学侧重于从哲学上论证儒家伦理纲常的永恒性和至上性，在实践上强调对于儒家伦理纲常价值的认识和内化；心学侧重于说明道德的内在根据与道德主体性，在实践上强调道德的外化和践履。气学的立场则接近于道学，但在哲学论证的方式上又有自己的特点。

    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周濂溪、邵康节是理学的开创者，对道学、心学、气学都有影响。在道学的发展过程中，程氏兄弟是道学的奠基者，朱子则集道学之大成。象山是心学一派的创立者，阳明则集心学之大成。气学的开创者是北宋的张载，（实际上他也是道学的开创者），经王廷相、吴廷翰、方以智等人的发展，至明清之际的王船山而集大成。在下面的介绍中，我们就以这三条线索来向读者详细说明理学主流派的哲学智慧。

二、宋明理学的主要特点

    我们可以通过下列三个特点，对宋明理学有一总体上的认识和把握。

（一）宋明理学是思辩化的儒学
    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思辩性。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其所具有的哲学思辩性深深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刺激了中国本土思想道家和儒家的发展。其中，道家的反应更为敏捷而迅速，道家借鉴佛教的宗教内容和形式，转型为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相对而言，儒学的应变能力则要差得多。在唐一代，儒学中的有识之士如韩愈、李翱等，就已经意识到儒学面临着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尤其是佛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但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比较简单化，韩愈主张“人其人，火其庐”，用政府行政干预的方法来禁止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李翱思考得相对深入一些，主张援佛入儒、以儒包佛，来解决佛教文化的挑战。

    宋代的理学家们认识到，儒学之所以会受到来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战，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学本身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儒学在孔子创立之时，只是一些伦理原则和教条，由于孔子本人罕言“性与天道”，所以如何从哲学本体论上论证儒家思想的正当性与必然性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孟子从“四端”说出发，对儒家的性善论作了论证，荀子则从性伪说出发对性恶论作了论证，董仲舒把儒家道德嫁接在讲究阴阳家的世界观上，对儒学作了谶纬神学式的论证。在宋明儒学家看来，以往的这样论证要么是“不备”（不够充分，如孟子），要么是“不明”（混乱不清或者错误，如荀子与扬雄），而董氏谶纬神学化的论证更是粗浅，不值一论。

    理学家们为了建立儒学的形上学，他们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寻找能够用来构筑哲学形上学的因素，例如被称为“五经之首”而最具形上学性质的《周易》，《孟子》与《中庸》中关于“性”与“天”的内容。利用这些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在消化吸收的同时，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形上学本体论概念，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如周敦颐（字茂叔，因其立书堂讲学于庐山濂溪，故人尊称其为濂溪先生。以下均用尊称）的“无极”、邵雍（字康节，以下均用尊称）的“太极”、张载（陕西郿县横渠镇人，人称其为横渠先生。以下均用尊称）的“太虚”、二程和朱子的“天理”、王荆公和二苏的“道”、象山和阳明的“心”。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终于变成由哲学形上学作基础的哲学理论体系。就此而言，它体现着宋明理学家们融合创造的哲学智慧。

（二）宋明理学以伦理道德为哲学核心的儒学
    从儒学自身发展来看，理学作为哲学思潮或者作为儒学运动，它所强调的义理之学，是对于当唐儒学的一种反动，表现出一种想要摈弃汉唐训诂之学而直接面向经典、回复圣人之道的气势，颇有一点“文艺复兴”的味道。理学家们标榜自己的学说为“实学”、“实说”，批评佛老的学说以及汉唐的章句之学和讲求诗词歌赋的词章之学为“虚学”、“虚说”。虚实之别，就在于是否讲求义理。理学所强调的义理，实质上也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以及其中的“所以然”与“所当然”的道理。
理学家所强调的义理，就其内容而言，与汉代董氏的儒学相比，其重点不在政治哲学上，而在伦理道德上；与先秦的元典儒学相比，其对伦理道德的阐述，更侧重于哲学的表达。宋明理学家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无论是理学哲学各种各样的本体论、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论、“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修齐而治平的功能论，均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

    综观宋明理学，心学一派对于伦理道德以外的事物毫无兴趣，理学一派由于“格物穷理”的理论指导，对于万物之理的认识仿佛也有超出伦理道德狭隘范围的趋势，然而其理论目的仍然指归对于儒家伦理的必然性、普遍性和绝对性的把握。所以，无论是理学的宇宙论、认识论或者知识论，都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哲学相比附，其思维的对象不是自然与万物，而是伦理与道德，其理论的旨趣不在于人类理智对于自然对象以及人类理智自身的把握，而是人类对于社会伦理价值与规范的正当性的认识和对于主体道德的个体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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