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愿“缺憾”与多重“撕裂”——《窦娥冤》新解

概要：誓愿“缺憾”与多重“撕裂”——《窦娥冤》新解江苏省如皋中学 刘国良 关汉卿以其如椽之笔创作了“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曲尽人情，字字本色”（王国维）的不朽巨制《窦娥冤》。剧本的高潮在第三折，而高潮中的高潮则是窦娥的指天斥地和三桩誓愿。指斥痛快淋漓，誓愿一一灵验，恶魔受到惩处，冤屈最终昭雪。这在传统文化欣赏层面上，人们追求因果轮回、善恶有报的审美期待获得了满足，该是大快人心的。 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污吏固然该惩，但整个山阳县亢旱三年，贫苦百姓也会因此遭殃，罪而责众，罪而殃及无辜，这样的“愿”有何意义呢？作为立“愿”者的窦娥恐怕也不希望如此。可见，誓愿有其“缺憾”之处。——有人如斯说。 是的，这断然不是善良的窦娥所希望的。然而，我们以为，正是这亢旱之愿的喷发，才足以集天怒人怨于一处，将社会黑暗所导致的群冤民愤放大到极致，黑暗不除，民无宁日；正是这亢旱之愿的应验，才足以舒所有被压迫者的不平之气，强揭露、抨击、摧毁之力！悲剧是什么？王国维说：“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

誓愿“缺憾”与多重“撕裂”
——《窦娥冤》新解

江苏省如皋中学    刘国良

    关汉卿以其如椽之笔创作了“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曲尽人情，字字本色”（王国维）的不朽巨制《窦娥冤》。剧本的高潮在第三折，而高潮中的高潮则是窦娥的指天斥地和三桩誓愿。指斥痛快淋漓，誓愿一一灵验，恶魔受到惩处，冤屈最终昭雪。这在传统文化欣赏层面上，人们追求因果轮回、善恶有报的审美期待获得了满足，该是大快人心的。
    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污吏固然该惩，但整个山阳县亢旱三年，贫苦百姓也会因此遭殃，罪而责众，罪而殃及无辜，这样的“愿”有何意义呢？作为立“愿”者的窦娥恐怕也不希望如此。可见，誓愿有其“缺憾”之处。——有人如斯说。
    是的，这断然不是善良的窦娥所希望的。然而，我们以为，正是这亢旱之愿的喷发，才足以集天怒人怨于一处，将社会黑暗所导致的群冤民愤放大到极致，黑暗不除，民无宁日；正是这亢旱之愿的应验，才足以舒所有被压迫者的不平之气，强揭露、抨击、摧毁之力！悲剧是什么？王国维说：“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红楼梦评论》）鲁迅先生说得更精辟：“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事实也正是如此，当窦娥人生所有“有价值的东西”被撕裂、毁灭之时，她的遭际又何尝不会“加诸人”呢？因此，从这一角度讲，她的这种人生坎坷与个体生命体验便具有了更广泛的群体性特征，并业已演变成为一种泛式，普降灾害之愿便成为一种“众愿”，一种必然，而非“缺憾”。
    这一种必然，具体到作品中，源于三方面的“撕裂”。
    首先是性格的撕裂。窦娥本是个柔弱、善良的女子。蹭蹬的命运让她成了苦命之人，三岁亡母，七岁离父，十七岁守寡，整日为忧愁煎迫，“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尖皱，越觉的情怀冗冗，心绪悠悠”（一折）。但她认命、安守，只怨自己“前世烧香不到头”，要“早将来世修”，要“言词应口”地践行“三从四德”、守节尽孝的价值期求。应该说，这是当时社会所有女性的性格特征。然而，这种性格却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撕裂。无赖的陷害，官府的“三推六问，吊拷绷扒”，颠倒黑白，使她震撼、失望、抉择、不安、清醒，逼得她不得不作性格的“逆反运动”（刘再复语）。所以像窦娥一类的女子最终只能痛苦地涅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舍弃柔弱，选择坚强，代表所有受压迫遭欺凌的百姓发出降灾灭世的怒吼。
    其次是理想的撕裂。窦娥一生的理想有两个。一个是如上所说，做个守节尽孝之人；另一个则指望以“官休”捍卫人格尊严。应该说，这是作为社会底层人民最基本的理想，是对个体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最低定位。但恰恰是这种最低定位的“最有价值的东西”被残忍地撕裂了。而这撕裂者，一是同处社会底层的恶霸，一是当朝的施政者。恶霸何以恣意横行，上通官下欺民，官吏何以敢颠倒是非、贪赃枉法，个中原因必然归咎于黑暗现实。据《元史》记载，在蒙人统治的130年间，元代社会始终处于失范状态，窦娥生活年代前后的至元31年京城查获贪官300人，大德7年则增加到18473人，官场腐败无以复加。这样的社会不是百姓的社会，百姓还会留恋什么，自然希望老天毁之殆尽。
    再次是情感倚载的撕裂。不少论者发现窦娥在[滚绣球]中指天斥地，但在三桩誓愿中又祈天昭冤，前后似相抵牾。于是解释说，这种抵牾表明窦娥对天是既敬又畏，既信又疑的。“不公平的事实，摧毁了她对天地的敬畏和幻想……这里的天地是现实的象征”（《教师教学用书》）。这种认识是肤浅片面的。综观整个剧本，我们发现，在窦娥的心中存在着两重“天”，这两重“天”是其精神的倚载。一重是被人格化的作为宇宙主宰的“天”，即《易经》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秋水》）之“天”；另一重则是“官休”的“青天”。古人对宇宙主宰之“天”（也包括“地”，“天为帝，地为后”）的尊奉是忠信不二的。无论是君王的封禅祭天大典，还是庶民的祈福避祸，都印证着这一点。“天”公允、正直，至尊至贵，而“人”则是“天地之心”（《礼记》），两者间“天人玄同”（老子）、“天人相副”（董仲舒），人之行须顺应天意，顺则庆赏示瑞，逆则谴告降灾。这便是亘古不变的“天道情结”。在阶级社会，百姓视能秉公持正的清官为“青天”，正是这种“天道情结”的现实转移。有鉴于此，我们便不难发现，窦娥所谓的“天”，“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人命关天关地”、“皇天也肯从人愿”等属于前者；而“不告官司只告天”、“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以及[滚绣球]中的“天（地）”则指的是后者。两者所指不同，并不抵牾。面对厄运，万物资始之“天”无以即时“从人愿”，故而窦娥的情感倚载则自然倾向于身边的“青天”。但这个“青天”却对她做出了最无情的撕裂，上不格天心，下不恰民意，“不分好歹、错勘贤愚”，摧毁、撕裂了她所有的期盼和希望，她只能沉痛呼告心中的苍天降灾谴告这背德离心的赃官、昏官，惩罚这无人道的世界，昭雪自己的冤情。
             （应《语文周报》之约而作，发表于高二版面2005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