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简介

概要：与此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试《对策》中，他肯定经史的作用，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学士书》，建议改革内阁制度。他对腐朽的官僚机构和庸俗官僚深恶痛绝。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陈“当今急务八条”，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滥”（《已亥杂诗》自注）。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他作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主张严禁鸦片，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主张和外国作有益的通商,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并驳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贾、绅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论调。在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后，江苏巡抚梁章巨驻防上海，他在丹阳书院于暴死前数日写信给梁“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梁章巨《师友集》卷六《仁和龚定盦主事》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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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试《对策》中，他肯定经史的作用，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学士书》，建议改革内阁制度。他对腐朽的官僚机构和庸俗官僚深恶痛绝。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陈“当今急务八条”，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滥”（《已亥杂诗》自注）。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他作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主张严禁鸦片，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主张和外国作有益的通商,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并驳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贾、绅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论调。在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后，江苏巡抚梁章巨驻防上海，他在丹阳书院于暴死前数日写信给梁“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梁章巨《师友集》卷六《仁和龚定盦主事》条），表示希望参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更表现出坚决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林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有时想以“搜罗文献”自慰，“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文学创作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所以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不得不然。而创作方法则和撰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送徐铁孙序》）。龚自珍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当时却是针对政治腐败和官僚庸俗的“伤时”、“骂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几次戒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的诗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所以后来他又破戒作诗。龚自珍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道光五年的一首《咏史》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诗中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文士的用心：“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释言四首之一》，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对自己的嫌弃,“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诗人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害,统治阶级的昏庸堕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如“只筹一缆十夫多”、“不论盐铁不筹河”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龚自珍更多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观中，寄托着诗人清醒的志士孤愤，抒发着对天下死气沉沉的深忧。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深深为边塞形势担忧，感慨仗剑报国的志士无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他常常用“剑”和“箫”、“剑气”和“箫心”来寄托他的思想志向。“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对于自己的志向抱负不能实现，深为苦闷。在“抛却湖山一笛秋，人间天地署无愁”（《梦中作四截句》）的现实环境下，诗人除了抒发感慨、纵横议论之外，回忆值得留恋的快乐的过去，幻想现实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为诗人思想中一种必然的发展和出路。因此，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表现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思想中的矛盾。诗中有逃向虚空的消极因素，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于诗人对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因而在《己亥杂诗》“少年尊隐有高文”、“九州生气恃风雷”二诗中，他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时代变化必然到来，希望“风雷”的爆发，以扫荡一切的迅疾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气沉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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