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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简介

[10-21 00:05:30]   来源:http://www.88haoxue.com  综合教案资料   阅读:68257

概要:龚自珍(1792-1841),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字尔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盦,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段驯,著名小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 生平: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①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小学。12岁从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19岁,倚声填词;到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这可以说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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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1792-1841),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字尔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盦,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段驯,著名小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
生平: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①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小学。12岁从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19岁,倚声填词;到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②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嘉庆十五年(1810),龚自珍19岁,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次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入仕,为内阁中书。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同年,他开始戒诗。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③29岁至去世。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已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龚自珍墨迹政治学术思想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龚自珍处在过渡时代的开始阶段。他的思想发展,有一个艰苦、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正统派考据学。但他冲出考据学的藩篱,不为家学和时代学风所囿。在现实社会运动主要是农民起义的启发下,他以特有的敏锐的眼光,观察现实,研究现实。在《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文中,他对腐朽黑暗的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平均篇》指出了贫富不均所造成的社会败坏现象及其危险的后果:“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提出“均田”的改革主张,要求“贵乎操其本源,与随其时而剂调之”,“挹彼注兹”,平均贫富。在《尊隐》中,他隐晦曲折地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的大胆想象和热情颂扬,向往着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彻底的。后来他看到均田制是办不到的,又作《农宗篇》。主张按宗法分田:大宗百亩,小宗、群宗二十五亩,其余闲民为佃农。其目的是“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阶级的根本立场,因此,他在《农宗答问第一》及《农宗答问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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