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补树书屋朝东的四间房,南首是一间住房,北首两间相连,门开在第二间房的中间。1917年以前,鲁迅住在南首这间房里,1917年搬到靠北的一单房里,中间一间作为洗脸吃饭的地方。由于绍兴会馆不供应饭食,教育部的食堂又办得很糟,鲁迅经常在小饭馆包饭,有时也打游击式的在街头买饭吃。客人来访时,就在县馆附近的广和居叫些炸丸子、木须肉、酸辣汤来款待。 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陈设十分简陋:靠北窗下是一张床,旁边是一张书桌,一把藤椅,书架和方桌上堆满了书籍和金石拓本。鲁迅习惯于在夜晚工作,至深夜一两点钟才睡。夏夜,蚊子多,鲁迅有时也在槐树下纳凉。他摇着蒲扇,一边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一边思索着中国的前途和出路。从树上吐丝挂下来的槐蚕(俗称吊死鬼),每每冰冷地落在他的头颈上。在补树书屋期间,钱玄同来过一百多次,有时一月来访达七次之多。钱玄同来时喜欢靠在藤躺椅上跟鲁迅交谈,兴致高时能谈上五六个小时。那时钱玄同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常常催促鲁迅为《新青年》撰稿。 二 鲁迅的《自传》 我于一八一八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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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树书屋朝东的四间房,南首是一间住房,北首两间相连,门开在第二间房的中间。1917年以前,鲁迅住在南首这间房里,1917年搬到靠北的一单房里,中间一间作为洗脸吃饭的地方。由于绍兴会馆不供应饭食,教育部的食堂又办得很糟,鲁迅经常在小饭馆包饭,有时也打游击式的在街头买饭吃。客人来访时,就在县馆附近的广和居叫些炸丸子、木须肉、酸辣汤来款待。
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陈设十分简陋:靠北窗下是一张床,旁边是一张书桌,一把藤椅,书架和方桌上堆满了书籍和金石拓本。鲁迅习惯于在夜晚工作,至深夜一两点钟才睡。夏夜,蚊子多,鲁迅有时也在槐树下纳凉。他摇着蒲扇,一边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一边思索着中国的前途和出路。从树上吐丝挂下来的槐蚕(俗称吊死鬼),每每冰冷地落在他的头颈上。在补树书屋期间,钱玄同来过一百多次,有时一月来访达七次之多。钱玄同来时喜欢靠在藤躺椅上跟鲁迅交谈,兴致高时能谈上五六个小时。那时钱玄同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常常催促鲁迅为《新青年》撰稿。
二 鲁迅的《自传》
我于一八一八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家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我又出走,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放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物教员,第二年就出走,到绍兴中学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出走,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一直到现在。近几年,我还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
我在留学的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成书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其余还散在几种杂志上。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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