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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备课资料: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10-21 00:12:03]   来源:http://www.88haoxue.com  高二册语文教案   阅读:68675

概要: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北京大学的名称 , 是从民国元年起的 . 民元以前 , 名为京师大学堂 , 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 , 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 . 我在民元前六年 , 曾任译学馆教员 , 讲授国文及西洋史 , 是为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 民国元年 , 我长教育部 , 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 : 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 , 必设文科 ; 设医、农、工等科的 , 必设理科 . 二、大学应设大学院 ( 即今研究院 ), 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 . 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 , 于北京大学外 , 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 .( 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 .) 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 , 本仿日本制 , 为大学预备科 , 但程度不齐 , 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 , 乃废止高等学堂 , 于大学中设预科 .( 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 , 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 , 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 , 文化不免落后 ; 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 , 就不必顾虑了 .) 是年 , 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 . 两年后 , 严 君辞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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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北京大学的名称 , 是从民国元年起的 . 民元以前 , 名为京师大学堂 , 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 , 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 . 我在民元前六年 , 曾任译学馆教员 , 讲授国文及西洋史 , 是为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   民国元年 , 我长教育部 , 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 : 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 , 必设文科 ; 设医、农、工等科的 , 必设理科 . 二、大学应设大学院 ( 即今研究院 ), 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 . 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 , 于北京大学外 , 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 .( 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 .) 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 , 本仿日本制 , 为大学预备科 , 但程度不齐 , 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 , 乃废止高等学堂 , 于大学中设预科 .( 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 , 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 , 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 , 文化不免落后 ; 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 , 就不必顾虑了 .)   是年 , 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 . 两年后 , 严 君辞职 , 改任马相伯君 . 不久 , 马 君又辞 , 改任何锡侯君 , 不久又辞 , 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 . 民国五年冬 , 我在法国 , 接教育部电 , 促回国 , 任北大校长 . 我回来 , 初到上海 , 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 , 说北大太腐败 , 进去了 , 若不能整顿 , 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 . 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 . 但也有少数的说 , 既然知道他腐败 , 更应进去整顿 , 就是失败 , 也算尽了心 . 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 . 我到底服从后说 , 进北京 .   我到京后 , 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 , 问北大情形 . 他说 : “文科预科的情形 , 可问沈尹默君 ; 理工科的情形 , 可问夏浮筠君 . ”汤君又说 : “文科学长如未定 , 可请陈仲甫君 . 陈 君现改名独秀 , 主编《新青年》杂志 , 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 . ”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 . 我对于陈君 , 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 , 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 , 刘 君语我 : “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 , 发起的若干人 , 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 , 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 . ”现在听汤君的话 , 又翻阅了《新青年》 , 决意聘他 . 从汤 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 , 我即往访 , 与之订定 . 于是陈 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 , 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 , 沈 君亦原任教授 , 一仍旧贯 ; 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 , 次第执行 .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 , 是学生的观念 . 我在译学馆的时候 , 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 . 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 , 只要年限满后 , 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 . 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 , 把第一次的讲义 , 照样印出来 , 按期分散给学生 , 在讲坛上读一遍 , 学生觉得没有趣味 , 或瞌睡 , 或看看杂书 , 下课时 , 把讲义带回去 , 堆在书架上 . 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 , 教员认真的 , 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 , 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 , 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 . 要是教员通融一点 , 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 , 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 ; 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 , 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 . 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 , 得了一种保障了 . 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 , 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 ( 初办时所收学生 , 都是京官 , 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 , 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 ). 他们的目的 , 不但在毕业 , 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 . 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 , 他们不见得欢迎 . 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 , 考试时严格一点 , 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 , 虽罢课也所不惜 . 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 , 虽时时请假 , 他们还是欢迎得很 , 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 . 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 , 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 . 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 , 就说明 : “大学学生 , 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 , 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 ”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 , 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 , 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 , 他回国后 , 即请到北大任教授 . 胡 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沈”的一个人 , 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 , 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 , 一方面整理英文系 . 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 , 颇不少 .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 , 不是绝对的 ; 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 , 即使主张不同 , 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 , 就让他们并存 , 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 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 , 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 ; 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 . 我信为应用起见 , 白话文必要盛行 , 我也常常作白话文 , 也替白话文鼓吹 ; 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 , 用白话也好 , 用文言也好 . 例如我们写字 , 为应用起见 , 自然要写行楷 , 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 , 当然不可 ; 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 , 作装饰品 , 即写篆隶章草 , 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 , 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 , 学问未必都好 , 而来校既久 , 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 , 也跟了阑珊起来 . 我们斟酌了一番 , 辞退几人 , 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 . 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 ; 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 , 我不答应 . 朱尔典出去后 , 说 : “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 . ”我也一笑置之 .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 , 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 , 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 . 不意北大的预科 , 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 , 竟演成独立的状态 . 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 , 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 ; 其他学科比较的落后 , 毕业后若直升本科 , 发生困难 . 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 , 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 . 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 , 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 , 不再设预科学长 . 预科中主要的教课 , 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 , 常为之通盘打算 , 求其合理化 . 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 , 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 . 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 , 都是国立的 . 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 , 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 , 而北洋之法科 , 刻期停办 . 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 , 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 . 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 , 用在理科上 . 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 , 专授法律 , 但是没有成功 . 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 , 毫无设备 , 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 , 于是并入法科 , 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 , 以为文、理两科 , 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 , 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 , 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 . 所以文、理两科 , 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 ; 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 , 兼任教员 , 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 . 所以完全的大学 , 当然各科并设 , 有互相关联的便利 . 若无此能力 , 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 , 名为本科 ; 而其他应用各科 , 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 , 如德、法等国的成例 . 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 . 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 , 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 , 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 , 而编为本科大学 ; 然没有达到目的 .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 , 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 . 例如文科的哲学 , 必植基于自然科学 ; 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 , 亦往往牵涉哲学 . 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 , 而现在用实验法 , 应列入理科 ; 教育学与美学 , 也渐用实验法 , 有同一趋势 . 地理学的人文方面 , 应属文科 , 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 . 历史学自有史以来 , 属文科 , 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 , 则属于理科 . 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 , 废学长 , 设系主任 .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 . 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 , 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 . 到北大后 , 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 , 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 ; 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 . 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 , 贻我一函 , 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 . 我为分别发函后 , 林 君复函 , 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 ; 我复一函 , 与他辩 . 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 , 所以抄在下面(《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 , 此处略 . ) .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 , 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 , 是无可疑了 . 越四十余日 , 而有五四运动 . 我对于学生运动 , 素有一种成见 , 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 , 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 , 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 . 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 , 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 , 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 , 不必牵涉学校 . 所以民国七年夏间 , 北京各校学生 , 曾为外交问题 , 结队游行 , 向总统府请愿 ; 当北大学生出发时 , 我曾力阻他们 , 他们一定要参与 ; 我因此引咎辞职 . 经慰留而罢 . 到八年五月四日 , 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 , 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 , 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 . 他们因愤激的缘故 , 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 , 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 , 各校皆有 , 而北大学生居多数 ; 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 , 始释放 . 但被拘的虽已保释 , 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 , 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 . 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 , 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 , 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 , 不可以不速去 . 乃一面呈政府 , 引咎辞职 , 一面秘密出京 , 时为五月九日 .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 , 政府逐队逮捕 , 因人数太多 , 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 . 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 , 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 , 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 , 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 . 政府知势不可侮 , 乃释放被逮诸生 , 决定不签和约 , 罢免曹、陆、章 , 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 , 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 , 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 , 又起了多少纠纷 . 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 , 而为学生所反对 , 不能到校 ; 各方面都要我复职 . 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 , 不但为校务的困难 , 实因校务以外 , 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 , 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 , 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 ; 民亦劳止 , 汔可小休 ; 我欲小休矣”等语 . 但是隔了几个月 , 校中的纠纷 , 仍在非我回校 , 不能解决的状态中 , 我不得已 , 乃允回校 . 回校以前 , 先发表一文 , 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 , 告以学生救国 , 重在专研学术 , 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 . 到校后 , 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 , 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 , 由教授会公举 ; 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 ; 从未生过纠纷 , 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 . 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 , 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   那时候蒋梦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 , 请他通盘计划 , 设立教务、总务两处 ; 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 , 均以教授为委员 . 请蒋君任总务长 , 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 , 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 , 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 , 声应气求 , 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 , 所以兴会较高一点 . 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 , 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 . 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 , 比较的困难一点 . 自民国九年起 , 自然科学诸系 , 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 , 李仲揆 君主持地质系 . 在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 , 而这时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诸君 . 在生物学系本已有锤宪鬯君在东南西南各省搜罗动植物标本 , 有李石曾君讲授学理 , 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逵君 . 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 , 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 , 切实用功 ; 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 , 使合于讲演之用 . 在社会科学方面 , 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 ; 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 , 一面广购图书杂志 , 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 . 丁巽甫 君以物理学教授兼预科主任 , 提高预科程度 . 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 . 九年 , 有女学生要求进校 , 以考期已过 , 姑录为旁听生 . 及暑假招考 , 就正式招收女生 . 有人问我 : “兼收女生是新法 , 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 : “教育部的大学令 , 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 ; 从前女生不来要求 , 所以没有女生 ; 现在女生来要求 , 而程度又够得上 , 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 . ”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 , 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   我是佩服章实斋先生的 , 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 , 我定了一个计划 , 分征集、纂辑两股 ; 纂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 ; 均从长编入手 , 并编历史辞典 , 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阆仙、童亦韩、徐贻孙诸君分任征集编撰等务 . 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一案 , 别行组织 . 于是张 君所编的民国史 , 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 , 均因篇帙无多 , 视同废纸 ; 止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 , 躬自保存 , 没有散失 .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 , 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 , 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 , 没有人肯讲美学 . 十年 , 我讲了十余次 , 因足疾进医院停止 . 至于美育的设备 , 曾设书法研究会 , 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 . 设画法研究会 , 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 ; 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 . 设音乐研究会 , 请萧友梅君主持 . 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   我在爱国学社时 , 曾断发而习兵操 , 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的 , 常特别助成 ; 曾集这些学生 , 编成学生军 , 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 , 亦请蒋百里、黄膺白诸君到场演讲 . 白 君勤恳而有恒 , 历十年如一日 , 实为难得的军人 .   我在九年的冬季 , 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 , 历一年回来 . 这期间的校长任务 , 是由总务长蒋君代理的 . 回国以后 , 看北京政府的情形 , 日坏一日 , 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 , 日想脱离 . 十一年冬 , 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 , 释放后 , 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 , 重复收禁 . 我对于彭君此举 , 在会议上 , 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 ; 在私情上 , 罗 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 , 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 , 他的操守 , 为我所深信 , 我不免大抱不平 . 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麐诸君会商 , 均认有表示的必要 . 我于是一面递辞呈 , 一面离京 . 隔了几个月 , 贿选总统的布置 , 渐渐的实现 ; 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 , 还是不绝 , 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 , 表示决心 ; 至十五年 , 始回国 . 那时候 , 京津间适有战争 , 不能回校一看 . 十六年 , 国民政府成立 , 我在大学院 , 试行大学区制 , 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 , 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 , 始得取消 .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 , 十年有半 ; 而实际在校办事 , 不过五年有半 , 一经回忆 , 不胜惭悚 .   ( 1934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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