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

概要：2.在夏先生的《考辨》文中，曾据北宋释文莹的《湘山续录》而引录了姚嗣宗在庆历年间（1041—1048年）的驿壁题诗云：“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鳞”。然而，如所周知，南宋人诗词之脱意或摩拟北宋人诗词语句者，实不乏其例。姚嗣宗诗在北宋后期既已广泛流传，则南宋初年的岳飞，把此诗首句变换为“踏破贺兰山缺”而写入其《满江红》词中，这岂不也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体吗？既然是把前人成语作为典实来使用，那当然就不存在“泛指”或“实指”的问题了。3.南宋人诗中以大散关作为宋、金边界的，虽确实有之，但那些诗全都是宋、金订立了“和约”，把东起淮水中游、西至大散关划作两国分界线以后所赋写的，而宋金“和约”却是在绍兴十一年（ 1141年）十一月才订立的。在此以前，南宋人万万不会把大散关实指为宋金分界，自然更不能要求岳飞在填写《满江红》词时就率先这样做。夏先生所举陆游诸诗，更皆为宋金“讲和”二三十年以后所作，不能用来作证。4.专就“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孤立地进行推敲，是大有问题的。因为，此句之上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诸句，如只就“贺兰山”句而断言其为明人所作，则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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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夏先生的《考辨》文中，曾据北宋释文莹的《湘山续录》而引录了姚嗣宗在庆历年间（1041—1048年）的驿壁题诗云：“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鳞”。然而，如所周知，南宋人诗词之脱意或摩拟北宋人诗词语句者，实不乏其例。姚嗣宗诗在北宋后期既已广泛流传，则南宋初年的岳飞，把此诗首句变换为“踏破贺兰山缺”而写入其《满江红》词中，这岂不也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体吗？既然是把前人成语作为典实来使用，那当然就不存在“泛指”或“实指”的问题了。

3.南宋人诗中以大散关作为宋、金边界的，虽确实有之，但那些诗全都是宋、金订立了“和约”，把东起淮水中游、西至大散关划作两国分界线以后所赋写的，而宋金“和约”却是在绍兴十一年（ 1141年）十一月才订立的。在此以前，南宋人万万不会把大散关实指为宋金分界，自然更不能要求岳飞在填写《满江红》词时就率先这样做。夏先生所举陆游诸诗，更皆为宋金“讲和”二三十年以后所作，不能用来作证。

4.专就“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孤立地进行推敲，是大有问题的。因为，此句之上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诸句，如只就“贺兰山”句而断言其为明人所作，则势非把“靖康耻”云云断定为“泛说”或 “泛指”不可；但是，亡国惨祸是何等严重事件，而容得词人信手拈来，对明朝时事进行暗射、比拟耶！土木之变虽是明王朝一次灾难性事件，但不久明英宗即被放回，何得与“犹未雪”的“靖康耻 ”相比拟呢？更何况，在此句之下，还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一句，这与明朝的实际情况也完全不相符合。在明朝统治期内，中原与河朔地区的所有山河全未为鞑靼族所攻占，怎么会激发出写此词者要去“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念头呢？所以，若不把这句话与上下文联系起来进行理解，那是不会得出“达诂”的。

5.《满江红》词前半阕中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两句，与岳飞的生平事功十分吻合。若把此词作者定为王越，而且定为贺兰山捷后所作，那就必须把“三十功名”改为“七十功名 ”才行。因为，当取得贺兰山后之捷时，王越已经七十余岁了。而且“八千里路”之句也与王越行踪不符。若谓此词乃其幕府文士之作，则两句更全无着落了。

6.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中之不曾引用《满江红》词中语句，这似乎只能怪这本杂剧作者之所见不广，而不应再作过多的推论。其实，何只是不曾引用《满江红》词中语句，就连岳飞写在“题记”当中和《题新淦萧寺壁》等诗当中的那些富有爱国热情和报仇雪耻决心的语句，也全不曾被引用过一句。我们又怎能据此断言这些“题记”和这几首诗全非岳飞所作呢？如果这本杂剧的作者所依据的只是一篇《岳飞传》（在《宋史》行世之前，章颖的《宋南渡四将传》已流行甚久），则其对岳飞作品之概不引用，便完全可以理解了。（这本杂剧竟至把女真人写作契丹人，也可见其知识面是很有局限的。）

7.王越在弘治十一年取得的贺兰山后之捷，诚然“是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的第一回胜仗”。但是，王越在取得了这第一回胜仗之后，由他自己或其幕府文士把这次战功纪录下来，则直接敷陈其事，亦犹勒功燕然，事极平常，本不存在什么犯嫌疑、犯忌讳的事，无所用其顾避，为什么竟要牵扯到北宋的亡国，并要嫁名于岳飞呢？这显然是很难解说的。

8.如果说，此词虽为王越或其幕府文人所作，但当其写作之初，本即要托名于岳飞，因而，此词中的“三十功名”、“八千里路”诸语固都切合于岳飞身世，即其后半阕中语句，除“壮志”、“笑谈”二句外，也全都是实写而非用来影附明朝的时事、政局的。我以为这也同样很难解说。因为，不论王越或其幕府文士，总都了然于岳家军抗金的主攻方向及其所悬拟的进军路线，是要经由河朔而“直捣黄龙”，怎么会硬把不在这条行军线上的贺兰山填写进来呢？若出自不明悉贺兰山方位之人犹有可说，王越及其幕府文士则必定能避开“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而不应故意露出这一破绽，留与后人作为辨伪的证物和根据的。

以上的论证，我以为是可以把余、夏两位先生所提疑点一一祛除，使其不再存在的。既然如此，则其最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我们进行讨论的这首《满江红》词，既不象余嘉锡先生所说，是出自明人伪托的一个赝本；更不象夏承焘先生所说，是明代首次战胜鞑靼族的主将王越或其幕府文士所作；其唯一不容置疑的真正作者，只能是南宋名将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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