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谏》教案4

概要：《求谏》教案曾源 教学目标： 1、了解《贞观政要》的主要思想及其进步意义。 2、了解唐太宗到纳谏的认识，体会封建帝王的治国思想。 3、积累文中的“藉、寻、刍荛”等文言词汇。 教学过程 一、《求谏》产生的文化背景。 1．谏官制度 中国古代，皇帝的独断专行可以说完全是制度化的，皇帝批阅百官奏章疏报，直接决定国事，然后交付有司执行办理。其信息来自呈奏章的官员，但决策仅仅由皇帝本人进行。唐宋时期，实行三省制，由中书省负责起草政令，相当于皇帝的秘书班子；门下省掌出纳帝命，拥有对中书省的草诏的审核权；尚书省负责具体贯彻政令。但皇帝独断的决策方式从未废弃。明太祖朱元璋时，甚至废除了丞相和中书省，自己亲自批阅文武百官的奏章，进行决策。 两千年间，皇帝直接批阅文武百官的奏章疏报，是朝廷决策的基本方式之一。百官的奏章疏报和朝议，是大臣发表政见的机会。为了保证信息的畅通，朝廷还设立了专门的谏官。唐初，政治比较开明，贞观以后，谏官尤为皇帝所倚重。唐代的谏官各有分工，散骑常侍掌管规谏讽喻皇帝和朝廷重臣之过失，谏议大夫负责谏论分析朝政的得失，

《求谏》教案

曾源

   教学目标：

    1、了解《贞观政要》的主要思想及其进步意义。

    2、了解唐太宗到纳谏的认识，体会封建帝王的治国思想。

    3、积累文中的“藉、寻、刍荛”等文言词汇。

    教学过程

    一、《求谏》产生的文化背景。

    1．谏官制度

    中国古代，皇帝的独断专行可以说完全是制度化的，皇帝批阅百官奏章疏报，直接决定国事，然后交付有司执行办理。其信息来自呈奏章的官员，但决策仅仅由皇帝本人进行。唐宋时期，实行三省制，由中书省负责起草政令，相当于皇帝的秘书班子；门下省掌出纳帝命，拥有对中书省的草诏的审核权；尚书省负责具体贯彻政令。但皇帝独断的决策方式从未废弃。明太祖朱元璋时，甚至废除了丞相和中书省，自己亲自批阅文武百官的奏章，进行决策。

    两千年间，皇帝直接批阅文武百官的奏章疏报，是朝廷决策的基本方式之一。百官的奏章疏报和朝议，是大臣发表政见的机会。为了保证信息的畅通，朝廷还设立了专门的谏官。唐初，政治比较开明，贞观以后，谏官尤为皇帝所倚重。唐代的谏官各有分工，散骑常侍掌管规谏讽喻皇帝和朝廷重臣之过失，谏议大夫负责谏论分析朝政的得失，补阙、拾遗之官负责朝仪供奉等事务的讽谏。如果遇到重大的军政事务，就在朝日御前会议上提出；若只是一般政事，则可以随时以书面形式上奏。

    唐制规定，在宰相入宫内与皇帝研讨政事之时，谏官亦可以同入参加讨论；而当谏官与皇帝研讨政事时，则可以无须先通知宰相，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谏诤系统行使监督职能之路的畅通。唐时出现清明盛世，与谏官职权的提高有一定关系。以后，谏官制度又有所变化，不过，大臣对皇帝的规劝权实际上有所缩小。

    谏官制度是君主专制政体的有益补充，言路通畅对于国家政事的顺利流转有着重要的作用，古今的有识之士都从各个方面论证过纳谏之益，历史也证明了纳谏可以减少君王一人专权可能产生的弊政，而拒谏饰非则可能带来国家覆亡的危险。吴兢曾上疏玄宗极言“夫帝王之德，莫盛于纳谏”，一方面说“自古上圣之君，恐不闻己过，故尧设谏鼓，禹拜昌言”，另一方面说“不肖之主，自谓圣智，拒谏害忠，桀杀关龙逢而灭于汤，纣杀王子比干而灭于周，此其验也”。为了增强说服力，吴兢还就近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隋炀帝，“骄矜自负，以为尧、舜莫己若，而讳亡憎谏，乃曰：‘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大臣苏威欲开一言，不敢发，因五月五日献《古文尚书》，帝以为讪己，即除名。萧瑀谏无伐辽，出为河池郡守。董纯谏无幸江都，就狱赐死。自是謇谔之士，去而不顾，外虽有变，朝臣钳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孙剿绝，为天下笑”；另一个是唐太宗，“好悦至言，时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咸以切谏，引居要职。……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粘寝殿之壁，坐望卧观，显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故外事必闻，刑戮几措，礼义大行”。

    2．《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的著作，它以唐太宗君臣论政的言论为主，全面反映了中国古代以“君道”为中心的治国理念，宋以后历代君王对此书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因此，它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的一把钥匙。

该书共分十卷四十篇，因其编辑是“随事载录，用备劝戒”，所以每篇都是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展开的，每卷大体上也有一个中心。它并不拘于描述具体历史事件，而是通过列举那些对后人有借鉴意义的君臣言行，显示贞观年间的政治面貌。分别讨论了为君之道、任贤纳谏以及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等道德准则和俭约、谦让等社会风尚，在崇儒、重农、刑法、贡赋、征伐、安边等古代社会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上，也都各有专门论及。可称得上“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

    全书以《君道》篇为首，《慎终》篇为止，这种编排方式是有很深的寓意的，体现了吴兢的政治思想。

    吴兢认为君主是维系一个王朝的关键所在。因为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皇权是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的至高无上的特权，皇帝的英明或昏聩对全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影响极大。因此，有眼光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必然格外注重君主的个人素质。如唐太宗自己就很重视“君道”问题，他既是一个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家，同时也是一个善于总结的政治理论家，唐太宗在辞世的前一年(贞观二十二年)曾撰写了《帝范》一书，赐给太子李治学习。此书后来与《贞观政要》一道成为后世帝王的政治历史教科书。由此可见，“君道”乃是唐太宗政治理论思想的核心，吴兢是深得其中三昧的。《贞观政要》的其他各篇基本上都是围绕“君道”这一中心思想而发挥的，是“君道”在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具体体现。

    《慎终》篇为全书之末，体现了作者期望帝王能够兢兢业业、善始善终的深意。自古“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历史上的众多君王往往功成而德衰，就连唐太宗这样的英主也不能免。贞观中期以后，李世民面对自己的文治武功，骄逸情绪逐渐滋长，在用人、纳谏、司法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傲物”的倾向。为此，贞观十三年魏征还上奏《十渐不克疏》对太宗提出了劝谏。

    《贞观政要》虽然是一部集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术之大成的书，但书中反映出来的某些思想，如对人才的重视，对好的意见采取“从善如流”的态度，精简机构以提高行政效率的某些措施，以及希望国家大治、民族繁荣兴旺的政治理想，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并具有进步性和现实意义。

    在《求谏》一章中，吴兢记录了很多唐太宗论述求谏的言论，这些言论很有系统性，是唐太宗在借鉴历史教训基础上得出的深刻认识。他一方面认识到帝王一人处政的不足，强调大臣进谏的必要性，要求大臣要行使规谏的责任，提出了“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理念。一方面又采取种种措施，鼓励大臣进谏。比如大臣进谏的最大顾虑当然是冒犯“龙颜”，为了打消这种顾虑，他明确表示：“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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