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若为王》教案教学设计6

概要：此外，如《韩康的药店》是现代杂文史上独具一格的名篇。在这篇用古白话笔调写成的近似小说的杂文中，聂绀弩把汉代的韩康和《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摆在一起。说的是，韩康有救人济世之心，他药店卖的药货真价实，门庭若市，生意兴隆；恶霸西门庆也开药店，但因卖假药，门可罗雀，生意萧条，他耍弄阴谋霸占韩康药店，但生意仍然不济；西门庆不久暴卒，韩康药店东山再起，门前人山人海。这篇杂文是影射和讽刺国民党当局的。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反动派查封了深受群众欢迎的桂林生活书店，并在原地开设一家专卖“总裁言论”的“国际书店”，但生意冷落，无人问津。这篇杂文就是讽刺这一事件的，它没有什么议论，而是以小说故事形式，形象地说明了“阎王开饭店，鬼都不进门”的道理，是轰动一时的名文。《阔人礼赞》极度夸张又高度真实地描写“阔人”的言行心理，全文绝大部分篇幅是描写，只在文章结尾有这样“卒章显其志”的议论：“这世界就是这种阔人的世界；……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成果，世界上一天有这种阔人，就一天没有民主。”《残缺国》和《我若为王》则是幻想虚拟的写法，后者虚拟自己如果“为王”，则妻子就是“王后”，儿女就是“太子”和“公主”

此外，如《韩康的药店》是现代杂文史上独具一格的名篇。在这篇用古白话笔调写成的近似小说的杂文中，聂绀弩把汉代的韩康和《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摆在一起。说的是，韩康有救人济世之心，他药店卖的药货真价实，门庭若市，生意兴隆；恶霸西门庆也开药店，但因卖假药，门可罗雀，生意萧条，他耍弄阴谋霸占韩康药店，但生意仍然不济；西门庆不久暴卒，韩康药店东山再起，门前人山人海。这篇杂文是影射和讽刺国民党当局的。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反动派查封了深受群众欢迎的桂林生活书店，并在原地开设一家专卖“总裁言论”的“国际书店”，但生意冷落，无人问津。这篇杂文就是讽刺这一事件的，它没有什么议论，而是以小说故事形式，形象地说明了“阎王开饭店，鬼都不进门”的道理，是轰动一时的名文。《阔人礼赞》极度夸张又高度真实地描写“阔人”的言行心理，全文绝大部分篇幅是描写，只在文章结尾有这样“卒章显其志”的议论：“这世界就是这种阔人的世界；……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成果，世界上一天有这种阔人，就一天没有民主。”《残缺国》和《我若为王》则是幻想虚拟的写法，后者虚拟自己如果“为王”，则妻子就是“王后”，儿女就是“太子”和“公主”，他的话将成为“圣旨”，他的任何欲念都将“实现”，他将没有任何“过失”，一切人都将对他“鞠躬”“匐匍”，成为他的“奴才”，作为民国国民的他又为此感到孤寂、耻辱、悲哀，文章结尾来了个大转折大飞跃：“我若为王，将终于不能为王，却也真的为古今中外最大的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将和全世界的真的人们一同三呼。”这虚拟性的奇思异想和戏剧性的突转、发现，把对君主制度、帝王思想的揭露和否定巧妙地表达出来了。至如《圣母》和《巨象》则在抒情性、象征性创造中，赞美劳动妇女，表示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小我”和“大我”融为一体的道理。还有如《天亮了》《梦》《独夫之最后》是对话式的杂文等等。以上都不是以直接议论形式出现的，而是以非议论文形式出现的间接的形象化说理，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理趣美，这些都是作者的艺术创造。

（节选自《20世纪中国杂文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三、聂绀弩的勇气与才气（姜振昌）

清人叶燮说：“文章千古事，苟无胆，何能千古乎？吾故曰：无胆则笔墨畏缩。胆既诎矣，才何由而得伸乎？”（语见《原诗•内篇下》）真正的艺术家不但要有艺术良知，而且要具备艺术勇气。对于优秀的杂文作家来说更是如此。这是由杂文直接干预现实、参与政治、抨击邪恶的特性所决定的。在这方面，聂绀弩的表现非同一般。

前面已说过，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及其帮闲帮凶的批判，是聂绀弩杂文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曾提醒、告诫自己时时注意“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打击旧世界的统治者”（《天亮了•序》）。可以说这是聂绀弩全部杂文中最有价值、最富生气的部分。这种倾向还直接影响着他对其他问题的涉及：他抨击过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礼教，大都是反动统治者用来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例如，他指出“孝”道的实质，就是要儿女长大后成为“惯于向强权屈膝的柔顺的奴才”，这“于皇帝阔人之流是有利的”（语见《读鲁迅先生的〈二十四孝图〉》）。聂绀弩像鲁迅那样，敢于用自己的笔对付反动当局的手枪，除了在作品中运用大量隐喻、讽喻之外，被他指名道姓抨击的国民党要员就有汪精卫、潘公展、萧毅肃、孙元良、张笃伦，甚至蒋介石。中国原本是“官本位”的国家，权力意味着一切。因之，封建君臣们历来都有像神佛一样的庄严相，处处要金妆彩绘，掉一块皮露出麻布泥胎便是不敬，更何况赤裸裸地点名批判呢？这无疑比泛泛的社会批评要危险、艰难得多。在桂林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机关审查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聂绀弩。重庆的军政当局也把他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他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然而，聂绀弩对此毫无惧色，甚至公开为自己的作品能让“统治者感到我打在他们身上的拳头的分量”而骄傲和自豪，他在《天亮了•序》中说：“这是比批评我的人更公平的批评，是比赞美我的人更切实的赞美，这光荣是属于我的!”从桂林到重庆再到香港，他抨击反动统治者的杂文越写越多（在聂绀弩后期代表作《血书》所收的18篇作品中，这类作品占三分之二以上。），这就实在非有一种伟大的勇敢精神支撑不可。如果说，一般作者能做到这样就已属十分难能可贵的话，那么聂绀弩则更有其非同寻常的地方：聂绀弩原是国民党军官和国民党党员，从1928年起曾兼任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的要职，按说是有所皈依并受到器重的。但他却不因此而“愚忠”，也不像有些身居官场的知识者那样将自己陷入一种渴望人格独立而又有所恐惧的矛盾之中，在心灵深处挑起极不和谐的紧张冲突。他决不放弃批判的权利，并依据内心准则而自由行动，因此便常常遭受“背后的枪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因反对国民党打内战，主张停止“剿共”联合抗日，并亲自到请愿学生中散发反日传单，受到反动当局通缉，从此便彻底脱离了国民党。由此产生的“逆反”情绪无疑加重了他对反动政权的敌意，但这首先离不开他自身所具有的那种“特立独行”的气节和勇敢精神。而支持这种精神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识见，是一个正直的、具有良知的作家所不能推卸的历史责任感。祖国的命运是那么坎坷多难，当权者们是那样昏庸腐败，而国人们又大多像“猪羊”一样地任人宰割、任“监斩官”们“泰然自若”（《怀〈柚子〉》），像母亲拷问自己的儿子一样，聂绀弩不能不作出勇敢的抉择。归根结底，聂绀弩对真理和事业有着绝对属于自己的理解和追求，一旦认准就义无反顾，穷追到底，有的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个人利害的诚心和勇气，甚至“劝以爵禄不肯移，惧以斧钺不肯止”（清•魏禧语）。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土壤上因特殊际遇才产生出的像鲁迅所推崇的极有韧性、绝无媚骨、超凡脱俗的“摩罗”战士一样的优异之士，五四以后除鲁迅、闻一多之外还不多见。

勇气和才气是杂文家不可或缺的一对翅膀。有才无勇固然不可，大彻大悟必须靠大无畏精神来支持，靠“殉道”精神来补充；然而有勇无才也决不是好的杂文家，因为失却后者，其作品只能变得干巴巴，味同嚼蜡，或者只有骨力而缺乏灵气。因而谙熟杂文创作规律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曾指出：“作者这一面，既须很富于诗才学殖，而对于人生的各种现象，又有奇警的锐敏的透察力才对，否则，要做Essayist,到底不成功”　（语见《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文集》第3卷。）。聂绀弩无疑属于那种才气横溢、天分极高的作家。有人说他“几乎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不会让人久盼，确是一位七步成章的才子”（语见楼适夷《说绀弩》，《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这固然是基于他的先天素质，当他还在刚刚启蒙读《三字经》的时候，就曾因“对句”的奇特而将授课先生惊得激动不已；但更重要的在于他的后天修养，因为人归根结底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任何先天素质的深化和提高，只能有赖于作家在实践活动中博学、冶炼才能完成，《文心雕龙•体性篇》所说的“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就不但阐明了作家个性的形成包括先天禀赋、气质等因素，更强调了后天的学识、实践的重要性。聂绀弩的文化层次较高，他虽然没有受过非常系统的高等教育，但知识积累却相当丰厚，学贯中西，对新事物、新思潮更是如饥似渴地接受。同时他参过军，从过政，作过编辑，写过诗歌和小说，到过不少国家，见多识广，加之肯动脑筋，勤于思索，这就使他的天资得以充分地发展，有条件成为才华型的杂文作家。聂绀弩在杂文创作中体现出的才气主要有三个方面：敏锐的思维、不拘一格的形式和极富文采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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