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若为王》教案教学设计6

概要：随便翻开他的一篇作品，都可以感受到思维敏感而又锐利的特点。聂绀弩观察生活、捕捉素材的能力特别强，确有巴尔扎克所要求的“蜗牛般的眼观四方的目力、狗一般的嗅觉、田鼠般的耳朵”。他能够从一些看似平常的事件中，发现甚或预测阶级力量的消长、社会的变化和时代发展的趋向。而尤能体现其杂文敏锐特点的，是在他与论敌论战中善于发现论敌的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之处展开攻势，从而战胜对手。例如，鲁迅逝世后，向培良多次发表文章攻击鲁迅，说鲁迅“性情狷急，睚眦不忘，又不肯下人”，“琐屑争斗，猜疑自苦，胸襟日益褊狭”。聂绀弩在《鲁迅的褊狭与向培良的大度》一文中，以无数的事例解释了鲁迅的“褊狭”与“不褊狭”之后，写道：和鲁迅对于别人的不“褊狭”相反，向培良对于鲁迅却常常是“褊狭”的，“据我所知，他是像伍子胥鞭打楚平王的尸骸一样鞭打过两次了。我不知道和‘褊狭’对立的，是不是就是大度，也不知道说别人‘褊狭’，是不是因为自己大度，如果是，向培良先生一次两次地鞭尸，莫非倒是大度的真正表现吗？”聂绀弩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有力地回击了向培良对鲁迅的攻击。其他诸如《老子的全集》《伦理三见》《谈杂文》《女权论

随便翻开他的一篇作品，都可以感受到思维敏感而又锐利的特点。聂绀弩观察生活、捕捉素材的能力特别强，确有巴尔扎克所要求的“蜗牛般的眼观四方的目力、狗一般的嗅觉、田鼠般的耳朵”。他能够从一些看似平常的事件中，发现甚或预测阶级力量的消长、社会的变化和时代发展的趋向。而尤能体现其杂文敏锐特点的，是在他与论敌论战中善于发现论敌的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之处展开攻势，从而战胜对手。例如，鲁迅逝世后，向培良多次发表文章攻击鲁迅，说鲁迅“性情狷急，睚眦不忘，又不肯下人”，“琐屑争斗，猜疑自苦，胸襟日益褊狭”。聂绀弩在《鲁迅的褊狭与向培良的大度》一文中，以无数的事例解释了鲁迅的“褊狭”与“不褊狭”之后，写道：和鲁迅对于别人的不“褊狭”相反，向培良对于鲁迅却常常是“褊狭”的，“据我所知，他是像伍子胥鞭打楚平王的尸骸一样鞭打过两次了。我不知道和‘褊狭’对立的，是不是就是大度，也不知道说别人‘褊狭’，是不是因为自己大度，如果是，向培良先生一次两次地鞭尸，莫非倒是大度的真正表现吗？”聂绀弩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有力地回击了向培良对鲁迅的攻击。其他诸如《老子的全集》《伦理三见》《谈杂文》《女权论辨•题记》《颂中国古代的选举》等文与《鲁迅的褊狭与向培良的大度》相比，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正因为聂绀弩具有深邃的思想洞察力和敏锐的眼光，他才能在形形色色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中，发现表层后面掩藏着的矛盾、荒谬、虚伪的东西，例如，“孝道讲得太过，或反为离间恩谊，戕害性情之蟊贼。大舜号泣于旻天，其失也矫；文王为世子，其失也伪，郭巨埋儿，其失也狠；曹娥救父，其失也愚；而一切孝行故事，皆非本有，而为说教者‘创作’，其失也诬”（《诸夏有君论》）。虽系只言片语，却同样洞幽烛微，令人回味无穷。

这种敏锐的思维能力还常常促使他能超凡拔俗，在真理的认同上显示出独立的价值判断意识。例如，“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现代史上较为敏感的话题，他能在对知识者的片面责难声中更多地看到了他们所固有的许多宝贵之处，力抹着被人为地涂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污垢，并且强调指出：“被奴役被蒙混了几千年的无智大众”，“在把知识夺回以前，在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中，正迫切地需要着知识分子的助力”（《关于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他没有盲目地视为洪水猛兽，而是在与封建“皇帝老子”“代表人民选举”的对比中，将其作为鞭挞国民党政府所谓“民主政治”的参照物（《颂中国古代的选举》）。最值得重视的是那篇以“推己及人”的方式写成的《我若为王》，在文中作者没有一般地批判皇权思想，而是说，“我若为王”之后，肯定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没有任何过错，听不到任何反对的声音。然而“我”却翻然醒悟到：“我生活在这些奴才们中间”，“而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奴才的首领”而已。王权和奴才是一对孪生子，后者甚至比前者更可怕，它是王权思想赖以生存的温床。因而作者以满腔悲愤的心情写道：“我将变成一个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死，连同尊长和师友，不准一个奴种留在人间。我将没有一个臣民，我将不再是奴才们的君主”。作品由对皇权思想的形象化揭示而转入的对奴性的批判，正是从一般作者和读者思考止步的地方、从浅尝辄止者容易满足的地方起步的，因而显得新颖、深邃、不同凡响。

聂绀弩反对将杂文形式固定在一个僵化的模式里，他说：“杂文还没有定型在一种特定的格式里，只要觉得有战斗性，讽刺性，特别是有寓言性便行了。”（语见《关于杂文文体的通信》，《创作》1982年第1期。）在杂文创作中，聂绀弩实现了他自己的这一主张。他的杂文常常根据内容表现的需要和不同时地、不同审美趣味，巧妙地变幻着各种各样的形式，显示出多彩多姿的艺术风貌。他的大量的以立论或驳论为主的作品自不待言，其他的诸如：《阔人礼赞》被他赋予了散文诗般的题目和意境；他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专制制度的《韩康的药店》，写成了一个富于喜剧性的“新编故事”；《怎样做母亲》在他的笔下，充满了短篇小说和叙事散文一样的情趣和波澜。文学创作常容易被体裁的机械性所束缚，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语见《自然辩证法•导言》）。鲁迅逝世后，不少杂文作家逐渐习惯于将自己框定在单一的、狭窄的、封闭的议论圈子里，与其他文学体裁互不侵犯。这样做固然容易突出杂文的议论特性，但却妨碍了杂文汲取其他文学体裁的丰富营养，因而也势必影响其艺术表现力和思想震撼力。聂绀弩的上述做法，不是有意抹杀杂文与其他文体的区别，而是以一种“拿来主义”的眼光和气魄，兼收并蓄，打破了文学体裁的狭隘局限，使杂文获得更加丰富的表现力，甚至具有诗的风采和魅力。聂绀弩在创作中挥洒自如地融合多种文学因素，为中国现代杂文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经验。

聂绀弩的杂文语言很富有文采。杂文说到底是一种议论文体。由于议论本身的抽象性，如果不是有意打破文体形式上狭隘的格局，可供凭借的技巧毕竟是有限的，这时，语言本身的是否富有文采就显得十分重要。大约是受鲁迅的影响，聂绀弩极少使用枯燥呆板、拖泥带水、佶屈聱牙的文字。他用笔“曲”却不蔓，精练含蓄，生动传神。一些平常的生活现象，普通的人情事理，一经他点化，就妙趣横生，显示出神奇的艺术力量。例如《明术》对“鞭尸”现象的抨击：

楚平王是伟大的，因为他的尸体也可以使英雄们建功立业。

伍子胥也是伟大的，因为当他鞭打楚平王的尸体的时候，那尸体连哼也不敢哼一声。

然而伍子胥却是无法可想，兴师动众地赶来，楚平王已经死了，就只好鞭尸泄愤。伍子胥的徒孙们则不然，楚平王活着的时候，一个个销声匿迹，不知躲在何处；刚一死，他们就从各个角落里伸出头来。楚平王的尸体莞尔笑曰：“山人早已算就了!”

短短一百余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鞭尸者们的丑行恶德。这段文字以一种谐谑和嘲讽的格调，通过夸张、变形、隐喻等表现方式，对鞭尸者作了尽情的嘲弄和鞭挞。合起来看，通篇都是“形象化的议论”；分开看，一句话抑或几个字，也大都形象可感，包含着丰富的内涵：“那尸体连哼也不敢哼一声”，一句话就精到地揭示、同时也嘲讽了鞭尸者们的嚣张气焰；而一个“伸”字，则把伍子胥的徒孙们（自然使人们联想到鲁迅身后的攻击者们）只能死后鞭尸的卑鄙丑态写活了，他们比伍子胥还不如；而最后一句，既是对这一现象的规律性概括，又以楚平王的大度对这些鞭尸者们的渺小作了生动的映衬。于是，聂绀弩的杂文语言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既隽永幽默，也机敏便捷、辛辣深刻。这种艺术效果的产生当然不只是作者对遣词造句的考究，关键的还在于：其语言是饱含着思想与激情的有生命力的活语言，是独特的思想与强烈的激情赋予了作品的语言以内在的血脉，它们在作品中的涌动宛如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载动着遣词造句一泻千里或慢慢流淌，有时澄静如练，有时则浪花翻卷，最终使抽象的议论变得生动、形象、斐然成章。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