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人格

概要：＜楚辞＞对于我来说真是深了，查了一些资料后也仅仅是把＜离骚＞大略的读了读懂，研究自然是谈不上，有几点体会倒是不吐不快．＜离骚＞的语言华美瑰丽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得不佩服屈原高超的想象力和语言创造能力．＜离骚＞中虽引用了许多楚地神话，但能如此绚丽地展现神话色彩并赋予诗人自身强烈情感的屈原是第一人．而屈原的许多词汇不仅当时看起来极为＂前卫＂，现在朗读起来也是极具创造力的．其次屈原反复用各种象征手法来表现自己的高洁品德，给人以强烈的自恋感觉．无论是开始叙述自己的高贵身份，还是强调自己禀赋卓越不凡，再用多种香草美人扣在自己身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人对着镜子不停地夸耀自己的美丽动人．应该说屈原是爱美的诗人，但这样直白地赞美自己还是让我受不了．屈原的人格是被人肯定的，而且俨然成为了历代文人效仿的典范．班固曾评屈原＂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者也．＂认为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便被后世定为庸俗之见，其实正是屈原的精神早已深入人心．对于屈原的＂显暴君过＂现在看起来也不过是言论过于自由，在古也自有人为之辩解＂见危授命＂．屈原和

＜楚辞＞对于我来说真是深了，查了一些资料后也仅仅是把＜离骚＞大略的读了读懂，研究自然是谈不上，有几点体会倒是不吐不快．

　　＜离骚＞的语言华美瑰丽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得不佩服屈原高超的想象力和语言创造能力．＜离骚＞中虽引用了许多楚地神话，但能如此绚丽地展现神话色彩并赋予诗人自身强烈情感的屈原是第一人．而屈原的许多词汇不仅当时看起来极为＂前卫＂，现在朗读起来也是极具创造力的．

　　其次屈原反复用各种象征手法来表现自己的高洁品德，给人以强烈的自恋感觉．无论是开始叙述自己的高贵身份，还是强调自己禀赋卓越不凡，再用多种香草美人扣在自己身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人对着镜子不停地夸耀自己的美丽动人．应该说屈原是爱美的诗人，但这样直白地赞美自己还是让我受不了．

　　屈原的人格是被人肯定的，而且俨然成为了历代文人效仿的典范．班固曾评屈原＂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者也．＂认为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便被后世定为庸俗之见，其实正是屈原的精神早已深入人心．对于屈原的＂显暴君过＂现在看起来也不过是言论过于自由，在古也自有人为之辩解＂见危授命＂．

　　屈原和楚王的关系给我的感觉是十分暧昧的，就像情人一般．屈原虽被抛弃，却又对怀王难以割舍，并为之辩解是＂党人＂蒙蔽了怀王，而最终自投汨罗有仿佛＂殉情＂一般．

论汉赋对楚辞的改造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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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桂荣   来源：互联网    时间：2006-8-27  打印文章
　　班固在《离骚序》中这样评论《离骚》：“ 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王逸的《楚辞章句序》则说：“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他们都看到了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汉赋当然也不例外，所以后来的刘勰、宋祁、章学诚、刘熙载无不认为汉赋来源于楚辞。但是不少研究者常常把目光集中在汉代辞赋作者对楚辞艺术形式的接受上，而忽视了楚辞的精神对汉赋的侵淫和滋润。我们认为，汉代辞赋对楚辞的接受主要是精神上的，其对楚辞形式方面的接受也是为了表达精神服务的。而且这种接受又常常与创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汉赋对楚辞的接受，与楚辞在汉代的流传密切相关。汉起源于楚，刘邦对“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宋黄伯思《翼骚序》）的楚地文化十分重视。《汉书·礼乐志》云：“高祖乐楚声。”他的《大风歌》在句式、节奏、文辞上都有明显的楚辞特色。汉初几个皇帝也爱楚辞，都曾“征天下能为楚辞者 ”讲解楚辞。统治者的爱好促成了楚辞在整个汉朝的流传。汉代文人对屈原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论争也加速了楚辞的传播和对文人的影响。在众多参与讨论的文人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和王逸。王逸认为《离骚》是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经序》和《九歌序》对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所产生的愁思、愤懑之情予以突出的强调，正确指出了屈原创作的根本动因。王逸将《离骚》中的词语与《诗》《易》《尚书》《禹贡》等一一比附，认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乃天地间之至文，是后世效法的楷模。这是对《离骚》创作手法的总结，也是对其艺术风格的概括，更是对其在后世影响的肯定。班固《离骚序》评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强调的是屈原眷恋君主怀不能己的纳忠之心。《楚辞章句》的问世在东汉《楚辞》接受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极大地推动了楚辞尤其是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精神在汉代的传播，使屈原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情结，深深地置根于汉代文人的潜意识之中。 
　　汉人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首先是精神上的。司马迁则更加肯定“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的合理性，显示了他与屈原具有同样的以儒家为主而又不为儒家思想所禁锢的反抗、批判精神。屈原发愤抒情，乃赋《离骚》，司马迁忍辱写《悲士不遇赋》以抒愤懑，在抒情问题上，司马迁确实做到了学《离骚》得其情。汉代文人对现实的焦虑和对出路的困惑是屈原哀怨情结得以传承的政治环境。这种凄惨哀怨的格调常常体现在以骚体赋为代表的各种辞赋创作之中。贾谊的《吊屈原赋》、严忌的《哀时命》、刘歆的《遂初赋》、刘向的《九叹》等都和屈原赋愤怨世俗、抽写哀怨、无所顾忌的精神一脉相承。
　　其次是艺术表现上的接受，而且这种艺术上的接受也是为了表现精神服务的。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指出：“长卿《大人赋》出于《远游》，《长门赋》出于《山鬼》。”当然，这种继承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两部作品，汉赋的许多作品在艺术形式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楚辞的影响。我们知道，屈原《招魂》中的铺排手法源于楚地诸族为招魂引魂而历数四方之险、多陈家庭（祖地）之乐的古老的招魂形式。楚地诸族民间招魂重叠的特点，转化为屈原《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地之美”的铺陈结构，再转化为汉赋”铺彩摛文，体物写志“的结构形式。如《七发》即是如此。尤其是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继续发展了枚乘《七发》那种以客主问答形式叙事写物的结构方式，展示汉大赋的夸饰、“巨丽”和“丽靡”之美，形成以华辞丽藻悦目赏心的语言艺术。
　　汉代辞赋还直接承受“《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也就是说，屈原的政治失意、人生的哀怨、高洁的志趣和完美的人格在《离骚》《九歌》等作品中多以神话、香草美人、婚恋等多种象征形式取譬言志表现出来，是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与愿望在幻境中的达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先秦时期人们发现了美物和“美人”之间的共同特征，表现在文学上就是用物之美去象征、衬托、彰明人格及人品之美。这种象征模式，被汉代文人所认同并接受，从而形成一种创作上的心理定势。赋家们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咏物从而达到物以彰德的目的。
　　汉赋对楚辞的这种象征手法的接受还表现在以女子求男而男子无信隐喻君臣关系的抒情模式中。司马相如的《美人赋》和《长门赋》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两篇赋都以女子的口吻来叙说衷肠。这种通篇均以女性口吻来抒写美人自悼情怀的方式到东汉末年的王粲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无论是《闲邪赋》中的“恨年岁之方暮，哀独立而无依”，还是《出妇赋》中的“君不笃兮始终，乐枯黄兮一时。心摇荡兮变易，忘旧姻兮弃之”，以及《寡妇赋》中的“坐幽室兮无为，登空床兮下帏”，所表现的均是一种被压抑的怨君心理和不遇伤感，结合王粲一生坎坷、怀瑾握玉却难展抱负的历史事实，便不难发现，他这种借女性口吻表述的情感，本质上是其内部心理郁结的外现，这与屈原“伤灵修之数化”的精神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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