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丞传后叙》教案

概要：第5课 《<张中丞传>后叙》教案 一、作者简介： 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 在诗文创作上，他有一整套理论。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主张学古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认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卓越的成就。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其中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许多人物，写法脱

第5课 《<张中丞传>后叙》教案

 一、作者简介：
    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

    在诗文创作上，他有一整套理论。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主张学古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认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卓越的成就。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其中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许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序》，熔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习《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为友情深厚的文学家而作，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他的碑志文“随事赋形，各肖其人”，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碑志这种历来枯燥无味的文体增辉生色，其中有的作品已成为优秀的传记文学。《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赠序，手法多样，使赠序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文学性的实用性的文体。《答崔立之书》等书启，因人陈词，情真意切。韩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富有创造性。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也有一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

    韩愈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阖，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的骈俪文风。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推陈出新。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韩愈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活动家。在当时，韩愈是文坛上的领袖，他不仅自己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极力推奖提携文学上的同道，如作《荐士诗》推荐孟郊，写状推荐张籍、樊宗师(《荐张籍状》、《荐樊宗师状》)，写文为李贺打抱不平(《讳辩》)等。他自己也说交游很广，“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  (《与崔群书》)，李翱则说他“颇亦好贤”，像“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答韩侍郎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集团，他们在诗文两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代古文的发展道路。  

 

二、写作动机和主题：

韩愈出于正义感和对投降派以及腐朽势力的憎恶，更是出于希望改革朝政，重振大唐雄风，强烈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抱负，于“安史之乱”的四十多年后，写下了这篇文章。本文通过驳斥诬蔑许远的错误论调，以及记述南霁云的事迹与补叙张巡、许远的其他轶事，赞美了安史之乱中抗击叛军的英雄，斥责了安史叛军以及畏敌怕死的将领和诬蔑英雄的小人。（主题）

 

三、结构层次                  

第一部分（第1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交代了本文写作的缘起。

第二部分（第2、3段），为许远辩诬，展示许远宽厚磊落的人格品性。（议论为主）

第一小层（第2段），辩“其畏死而降敌”。

作者先摆出了大敌当前，许远一心抗战，毫无个人私念的忠贞大度行为，即“开门纳巡，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中间又假设同意诬者所言，而提出有力的反诘：“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后则指明当时的客观情境是人皆知已临死境(“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许远已是抱定必死的决心了。从这样三个层次反复论证，彰显了许远忠勇坦荡、为国尽职的襟怀品行，也无可辩驳地澄清了许远“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的事实。

第二小层（第3段），辩睢阳之陷落不是他个人的过失。

作者先以“人之将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斋绝之，其绝必有处”两个比喻，论证了睢阳之陷落，许远不当独任其责。“小人之好议论”以下五句，承上启下。后又从张巡、许远“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和当时一部分朝廷官员中“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的情况进行正反两个方面的对比，充分提示并证明了，城失沦人敌手，是必然的后果，守城的烈士没有责任。相反，倒是那些按兵不动的懦夫奸臣，难道他们能够逃脱罪责吗?张巡、许远他们虽然战败了，却“守一城捍天下”，阻遏敌势，蔽遮江淮，是捍卫大唐统一的真正英雄。在铁的事实面前，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丑恶行径的实质：“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

第三部分（第4、5段），展开对英雄人物南霁云和张巡的轶事的描写。（叙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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