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38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39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40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41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42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42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43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44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45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46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47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48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49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50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51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52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53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54子曰：“色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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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39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40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41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42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42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43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44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45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46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47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48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49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50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51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52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53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54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55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56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焉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57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58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59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60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61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62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63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64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65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66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67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68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69子曰：君子不器。
孔子说：“君子不像器具那样，（只有某一方面的用途）。”当时的器皿专用化程度很高，就酒具而言，盛酒的、温酒的、冰酒的、喝酒的都不同。孔子认为君子不应该象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处。君子是孔子心目中具有理想人格的人，应该担负起治国安邦之重任。对内可以妥善处理各种政务；对外能够应对四方，不辱君命。所以，孔子说，君子应当博学多识，具有多方面才干，不只局限于某个方面，因此，他可以通观全局、领导全局，成为合格的领导者。这种思想在今天仍有可取之处。
时文选粹 ： 从“君子不器”到“君子不气”
**《论语.为政》有这么一条：“子曰：君子不器。”孤零零的，没前言也没后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后人只能猜测。历来对这条的解释和评说也不少，各有道理。此文拟从三个方面予以探讨。
一、器为何物？最早，器的本义是陶器，后来泛指器具、用具、物品，即东西。按此本义，“君子不器”应该翻译为“君子不是东西”。但在现代汉语中用“东西”这个词来说人带有贬义，孔夫子听了会不满意，会连连摇头说“NO.NO!\"那么他说的“器”是什么呢？“器”在古汉语中还有引申义，它常常与“道”形成相对的概念。《系辞传》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的东西既是指哲学方法，又是指思维活动。形而下则是指具体的，可以捉摸到的东西或器物。形而上的抽象，形而下的具体；形而上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形而下是物质层面的东西。《礼记》说“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也是说真正的“道”是无形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不会局限在某个具体而实用的领域。朱熹解释说：“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由此看来，孔子说的“器”肯定是指物质层面实用的东西。结合朱熹的观点，这个“器”应该是指具有某种专业用途的职业技能、本事，即一技之长。
二、君子何为？孔子认为君子不需要也不应追求某项技能，他自己就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那些技能只是一种在物质层面谋生的手段，是有限的本事，只能被他人“器之”、使用，成为没出息的劳力者。这是君子所鄙视的——君子是劳心者，是上等人，掌握那些下等人的技能干什么？那么君子需要什么和追求什么呢？当然是精神层面的“道”。儒家的道，外延较广，主要是指社会、政治、伦理的最高原则和做人的最高准则。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此四者中，“道”是最高的追求，“德”与“仁”是根本，至于“艺”（专长、技艺）就无所谓了。在他们心里，道比生命更重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道不行，乘桴桴于海。”
君子是干大事的。《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因此君子重精神追求，轻物质追求：“君子谋道不谋食。耕者，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固穷”。“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他们重道而轻器的价值观十分鲜明：“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那么如何实现“道”呢？答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于达到什么程度还要视情况而定——“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三、谁人为器？在上面的探讨中，已经蕴含了一些答案，到此再综合一下：为器者是那些掌握某种手艺、技艺、专长，为了谋求物质利益而为他人所用的人，是胸无大志的人，是君子所不齿的“劳动者”。（器也有大器、小器之分，有些人想器还不成器呢。）那么君子是什么人呢？说来说去是指品德高尚的士，多为小知识分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有贵族（天子、诸侯、大夫、士）和平民（士农工商）之别，士为贵族之末，平民之首，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以不劳而获地“食于人”。可是随着封建制度的形成，士的贵族特权名存实亡，没人供饭了，地位也降低了，明道救世之类大事也不需要他们操心了，他们便逐渐成为贵族阶层中多余的人，噩梦一般跌入了君子不屑的平民阶层。但是农工商是什么东西？那些种地的农民、打家具的木匠、沿街叫卖的商贩之流，怎么可以与士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呢？是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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