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二黑结婚》教案[中国小说欣赏]

概要：二是巧为安排，使单线结构不单调平板。单线结构，线索清楚，并不等于单调平板。赵树理继承“无巧不成书”的技法，在“巧”字上做文章，还利用保留故事中一些关节的传统手法，把故事情节尽量安排得变幻曲折，出人意料，像《小二黑结婚》，金旺兄弟策划开了斗争会，小二黑和小芹都不屈服，村长秉公给他们撑了腰，眼看这门亲事是合理合法的，却又碰巧让三仙姑许亲给搅了。这就有了新的波折。不料，这还不算完，金旺兄弟又跟着闹出来“拿双”的把戏，突然闯进大窑，捆了小二黑和小芹，押送到了区里。这时，赵树理保留了关节，系上一个“扣子”，并没有接下去说小二黑和小芹送到区里后怎么样了，笔锋一转，却说起二诸葛的神课来了。读小说的人明明急于知道小二黑和小芹的结果，赵树理却让你先跟着二诸葛一起着一下急，然后再看看二诸葛请区长“恩典恩典”出的洋相，看看三仙姑羞愧得出了一脸热汗的窘态，最后才知道到底怎么了。这里，在起伏跌宕中散发出诱人的艺术魅力来了。当然，这又不是故弄玄虚。赵树理认为：“中国的传奇小说，有的是为了奇而奇，为了巧而巧，我不主张这个。”他的小说里，“巧”固然是偶然性的东西，却又反映了生活的必然。偶然和必然，

二是巧为安排，使单线结构不单调平板。单线结构，线索清楚，并不等于单调平板。赵树理继承“无巧不成书”的技法，在“巧”字上做文章，还利用保留故事中一些关节的传统手法，把故事情节尽量安排得变幻曲折，出人意料，像《小二黑结婚》，金旺兄弟策划开了斗争会，小二黑和小芹都不屈服，村长秉公给他们撑了腰，眼看这门亲事是合理合法的，却又碰巧让三仙姑许亲给搅了。这就有了新的波折。不料，这还不算完，金旺兄弟又跟着闹出来“拿双”的把戏，突然闯进大窑，捆了小二黑和小芹，押送到了区里。这时，赵树理保留了关节，系上一个“扣子”，并没有接下去说小二黑和小芹送到区里后怎么样了，笔锋一转，却说起二诸葛的神课来了。读小说的人明明急于知道小二黑和小芹的结果，赵树理却让你先跟着二诸葛一起着一下急，然后再看看二诸葛请区长“恩典恩典”出的洋相，看看三仙姑羞愧得出了一脸热汗的窘态，最后才知道到底怎么了。这里，在起伏跌宕中散发出诱人的艺术魅力来了。当然，这又不是故弄玄虚。赵树理认为：“中国的传奇小说，有的是为了奇而奇，为了巧而巧，我不主张这个。”他的小说里，“巧”固然是偶然性的东西，却又反映了生活的必然。偶然和必然，是比较完美地统一在一起的。

三是起头就开门见山。赵树理知道，“按农村人们听书的习惯，一开始便想知道什么人在做什么事”，他写小说，就常常采用开门见山的写法。比如《李有才板话》的开头，单刀直入，上来就把李有才的身份、家庭、职业、经济状况以及脾气、秉性都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李家庄的变迁》劈面就写龙王庙里春喜和铁锁的一场官司。《福贵》也开门见山介绍福贵这个人。这样写，不让读者猜谜，一开始就能吸引他们急着往下读，自有好处。

四是“从头说起，接上去说”。赵树理知道，农村读者的习惯“是要求故事连贯到底，中间不要跳得接不上气”。他写小说，注意照顾这种习惯，使故事情节按着时间的顺序，矛盾的线索，徐徐展开，直到结局。这里没有那种外国小说的大幅度的跳跃。无论是短篇的《小二黑结婚》，还是中长篇的《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都使人感到浑然一体，毫无断裂的痕迹。其中，当然也是赵树理的衔接功夫起了作用的。

五是结尾。一般地说，我们这个民族，审美观念和道德观念常常都是联系在一起的。美就善，善就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总是人们的一种希望，人们读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总愿意看到光明代替了黑暗，正义战胜了邪恶，所以，长期都很欣赏那种大团圆的结局。“五四”以后的小说，盛行一种悲剧的结局，那自有其功用和效益。不过，赵树理在农村题材的小说里，像《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那样，不再让那种悲凉阴郁的气氛压抑在读者的心里，既是继承了大团圆结局的写法，又用以惊醒人们，感奋人们，推动人们去改造现实，改造世界，也是很有意义的。

赵树理小说的结构艺术还涉及一个安排叙述和描写的关系的问题。赵树理说过：“我们通常所见的小说，是把叙述故事融化在描写情景中的，而中国评书式的小说则是把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的。”他创作小说，基本上用的是后一种方法。《李有才板话》中描写阎家山村落的古怪布局，描写李有才窑里的情景，“打虎”会上的气氛， “丈地”现场的把戏，都是这样处理的。

(四)刻画人物的突出特点。

周扬写于1946年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对赵树理小说刻画人物的民族文学的传统特点曾有精辟的说明，我们仍可引来借鉴。他归纳的特点有三：

“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总是将他的人物安置在一定斗争的环境中，放在这斗争中的一定地位上，这样来展开人物的性格和发展。每个人物的心理变化都决定于他在斗争中所处的地位的变化，以及他与其他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他没有在静止的状态上消极地来描写他的人物。”

“其次一个特点就是：他总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表现他们的思想情绪。关于人物，他很少做长篇大论的叙述，很少以作者身份出面来介绍他们，也没有作多少添枝加叶的描写。他还每个人物以本来面目。他写的人物没有‘衣服是工农兵，面貌却是小资产阶级’；他写农民就像农民。动作是农民的动作，语言是农民的语言。一切都是自然的，简单明了的，没有一点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地方。而且，只消几个动作，几句语言，就将农民的真实的情绪的面貌勾画出来了。”

“最后，作者在处理人物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明确地表示了作者自己和他的人物的一定的关系。他没有站在斗争之外，而是站在斗争之中，站在斗争的一方面，农民的方面，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没有以旁观者的态度，或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观察与描写农民。农民的主人公的地位不只表现在通常文学的意义上，而是代表了作品的整个精神，整个思想。因为农民是主体，所以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的时候，都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他没有写超出农民生活或想像之外的事体；没有写他们所不感兴趣的问题……他把每个人物或事件在群众中的反映及所引起的效果，当做他观察描写这个人物或事件的主要角度……这是他创作上的群众观点。有了这个观点，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方法才能真正结合超来。”

(五)工农大众语言的活用。

作为文学的第一个要素，语言，往往也是民族形式的第一个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小说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表现在他作品的艺术语言上的。

赵树理常说：“说话各人有各人的习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外国人有外国人的习惯”。他写小说，深知“群众的语言最丰富”，而“能不能多用群众的语言来写东西”，又是“普及工作中的一个比较关键性的问题”。所以，他优先而又集中考虑的是中国工农大众的语言习惯。他的抉择是明智的。他说：“写进作品里的语言应该尽量跟口头上的语言一样，口头上说，使群众听得懂，写成文字，使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群众看得懂，这样才能达到写作是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如果把语言分成两套，说的时候是一套，写的时候又是一套，这样我觉得不大好。”当然，赵树理是活用群众的语言。他的主张是： “从群众的话海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再经过我们充分的加工，把我们的语言锻炼得要说什么就能恰如其分地把什么说清楚，也就是能把自己要传达的思想感情百分之百地传达给读者，我们学习语言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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