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林到官场》教案教学设计2

概要：第四单元 从士林到官场河南郸城一高语文工作室 杨立见ygyanglijian@126.com 13939471389凡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了解多一些的人，都知道官的重要。清末人欧阳钜源这样写道：“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士人因此对做官趋之若鹜，阿Q因此见了官腿就发软，民间因此也就有了形形色色的官崇拜习俗。中国的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史学家都很重视这个社会阶层，关注官本位给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打下的深刻烙印。胡适认为，“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是官。鲁迅认为，中国人有一种魂灵叫“官魂”，“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先哲们的话是极富洞察力的，他们一下子掐住了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的一根神经：官僚制度。正是这个制度，造就了拥有巨大势力的社会阶层--官，形成了以官为轴心和主要活动者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圈子--官场。官权、官职、官威、官势、官名、官制、官话、官腔、官谱、官派、官箴、官诀、官习、官俗、官仆、官亲、官场病、官样文章、官场教科书……这林林总总的官场现象，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一道独特、厚重、百态

第四单元  从士林到官场

河南郸城一高语文工作室  杨立见

ygyanglijian@126.com    13939471389

凡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了解多一些的人，都知道官的重要。清末人欧阳钜源这样写道：“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士人因此对做官趋之若鹜，阿Q因此见了官腿就发软，民间因此也就有了形形色色的官崇拜习俗。中国的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史学家都很重视这个社会阶层，关注官本位给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打下的深刻烙印。胡适认为，“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是官。鲁迅认为，中国人有一种魂灵叫“官魂”，“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先哲们的话是极富洞察力的，他们一下子掐住了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的一根神经：官僚制度。正是这个制度，造就了拥有巨大势力的社会阶层--官，形成了以官为轴心和主要活动者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圈子--官场。官权、官职、官威、官势、官名、官制、官话、官腔、官谱、官派、官箴、官诀、官习、官俗、官仆、官亲、官场病、官样文章、官场教科书……这林林总总的官场现象，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一道独特、厚重、百态纷呈的官场景观。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作者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人物，把许多个生动的故事联起来，达到抨击僵化的考试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的目的。节选部分《匡超人》中主人公匡超人在小说中的地位是独特的，他是惟一一个被全程描写的由善变恶的典型，也是前后性格变化最大的一个人物，作者不惜笔墨，用了五回多的篇幅来描写他，在他的身上，统治阶级所宣扬的人生价值取向对他的腐蚀最为明显。通过他，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功名富贵”观念对纯洁士子的精神毒害。

《官场现形记》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首开近代小说批判社会现实的风气。全书从中举捐官的下层士子赵温和佐杂小官钱典史写起，联缀串起清政府的州府长吏、省级藩台、钦差大臣以至军机、中堂等形形色色的官僚，揭露他们为升官而逢迎钻营，蒙混倾轧，可以说为近代中国腐朽丑陋的官场勾勒出了一幅历史画卷。节选部分《兄弟阋墙》是整个何藩台卖官故事的发展和高潮部分。作者通过两个“误会”（讲故事的一种手段），使得一个平淡的故事得到了富有戏剧性的发展并最终达到了高潮，同时把三荷包的无赖蛮横、何藩台的丑陋发家史揭露得淋漓尽致。

板块概说

古代社会小说

与明清时期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不同，社会小说的作者有着对社会问题强烈关注的热忱，他们直面现实，以冷峻的笔调、写实的笔法，刻画了一大批士林和官场人物，借此剖析社会，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的途径。这些作品从远离现实的历史、传奇、神怪题材转向当时的社会生活题材，即使假托历史，也往往只把历史作为幌子，其真正的着眼点仍在于现实人生。这些小说产生于封建社会末期，封建专制制度行将没落，各种弊端日益明显，一些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潮，开始反思社会问题，并用自己的创作从不同角度揭露和批判社会的黑暗。这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小说的社会教化作用，开始把自己的使命感交给小说来承载。

这些作品或讽刺，或谴责，或温婉，或激愤，风格多样。《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两位作者都有着关注社会的极大热忱，一个是“文章大好人大怪”的狂放之士，有感于士林的败德无智，试图重整士林；一个则因“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时放光明”，而“一掬伤时泪，暂洒大千救众生”。

吴敬梓生活在清政权已趋稳固的时代，随着清王朝在军事政治上取得成功，它的文化统治政策也愈来愈深入人心。文士们醉心举业，八股文之外，百不经意。吴敬梓十分憎恶当时士子热衷科名，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风气，把希望寄予落拓不得意的文士和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怀着这种心情，他写出了卓绝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他继承和发扬了我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直书其事，不加论断”，直接在日常生活中选取典型事例，按照其本来面貌真实描绘，很少把讽刺的对象进行夸张和漫画式的处理，这样，就有了鲁迅先生所说分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艺术效果。

近代末期，民族危机愈加深重，民众普遍对腐朽没落德满清政府感到无望，纷纷探索国家的出路，在政治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改良运动，文学上也相应地出现了改革的潮流，“小说界革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以《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直面晚清官场的腐败，运用漫画式的、夸张的笔法，笔无藏锋，大力渲染，刻画了一幅幅官场群丑图，撕开了那个黑暗社会的种种假面。

这两部小说有着前后承继的关系，《官场现形记》无论从结构安排，还是讽刺手法上，都有着对《儒林外史》的借鉴痕迹，但在艺术上，《儒林外史》比《官场现形记》要精妙得多。《官场现形记》对现实的态度是一味地暴露、谴责，缺乏深思和反省，更缺乏理想的光彩；人物缺乏典型概括，过分渲染夸张，因而给人印象不深刻。而《儒林外史》刻画了一大批典型的士人，这些士人有的可叹，有的可恶，有的可憎，有的可敬，作者通过一些细节描绘，使得他们栩栩如生，读来如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