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毅传》教辅

概要：以声音而不是文字为传播媒介——即使只是拟想的，那么作家就只好讲故事，而且只能以说书人口吻连贯讲述以情节为中心的故事。 可以这样说，在二十世纪初西方小说大量涌入中国以前，中国小说家、小说理论家并没有形成突破全知叙事的自觉意识，尽管在实际创作中出现过一些采用限制叙事的作品。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古代小说全都采用全知叙事方法。从唐传奇到明清笔记小说，我们可以找到不少采用限制叙事的例子。 文言小说突破全知叙事，大略有如下三种类型： 一、作者用第一人称叙事。……用“予”、“余”的口吻叙述，自然只能局限于“余”、“予”的视野范围内，当然无可争议地突破全知叙事的藩篱。 二、作者继承史传笔法，以人物为描写中心，纪其行状，摹其心理。外界事物除非与传主发生关系，一概不述；即使发生关系，也从传主角度引入。《柳毅传》·(李朝威)交代钱塘君惩罚泾水龙，限于柳毅在龙宫见闻；先见钱塘君“擘青天而飞去”；又见“祥风庆云”，钱塘君携龙女归来，再听钱塘君叙泾阳午战。此类以传主耳目为耳目的小说，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大量存在。 三、作家为突出渲染异人的神秘，有意不去直接描写其所作所

以声音而不是文字为传播媒介——即使只是拟想的，那么作家就只好讲故事，而且只能以说书人口吻连贯讲述以情节为中心的故事。

    可以这样说，在二十世纪初西方小说大量涌入中国以前，中国小说家、小说理论家并没有形成突破全知叙事的自觉意识，尽管在实际创作中出现过一些采用限制叙事的作品。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古代小说全都采用全知叙事方法。从唐传奇到明清笔记小说，我们可以找到不少采用限制叙事的例子。

    文言小说突破全知叙事，大略有如下三种类型：

    一、作者用第一人称叙事。……用“予”、“余”的口吻叙述，自然只能局限于“余”、“予”的视野范围内，当然无可争议地突破全知叙事的藩篱。

    二、作者继承史传笔法，以人物为描写中心，纪其行状，摹其心理。外界事物除非与传主发生关系，一概不述；即使发生关系，也从传主角度引入。《柳毅传》·(李朝威)交代钱塘君惩罚泾水龙，限于柳毅在龙宫见闻；先见钱塘君“擘青天而飞去”；又见“祥风庆云”，钱塘君携龙女归来，再听钱塘君叙泾阳午战。此类以传主耳目为耳目的小说，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大量存在。

    三、作家为突出渲染异人的神秘，有意不去直接描写其所作所为，而是用一个凡人的眼睛去观察、叙述，以造成一种扑朔迷离的艺术效果。这样，无意中超越了全知叙事。……蒲松龄的《崂山道士》也都选择一个接近“异人”的“凡人”作为观察和叙述的角度，严格保持视角的统一，接近现代小说理论所讨论的第三人称限制叙事。

    3．就小说主题的解读而言，只要适当借助对于作家社会观念或哲学观念的了解，通过对于文本的情节构置、人物命运展示等艺术要素的分析，这类小说的主题一般不难把握。但是，小说的主题也可能是非常复杂而难以把握的，……由于所涉社会生活内容的丰富性和多面性，同时也由于作家对于生活的认识和评价的复杂性，小说往往会呈现主题的多重性或多义性。面对这一类小说文本时，要求解读者注重对于文本的多角度、多层次透视，在对文本的整体观照中做出对小说主题的解读。

    (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

    4．主题趋于多义，是由这样两种因素造成的，一是作家的自觉追求。我们面临着的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作家的思维方式也是多维多向的，必然影响到作品的主题构成。……一是读者作为接受主体的自主性。由于主体及其认知的差异性，同一题材往往显现出不尽相同的主题意向，从而在不同的层次上，或者以不同的方式，人们走近或延伸着主题。

    (汪靖洋《当代小说理论与技巧》)

    5．通观《柳毅传》整个作品，笔者认为它的主题并不是揭露批判包办婚姻的不合理，肯定歌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而是以包办婚姻带来的妇女的不幸遭遇为背景，描写歌颂美好的人、美好的道德情操、美好的人际关系。作品触及到了包办婚姻这一社会问题，却不以揭示评价包办婚姻为目的，作品主题是歌颂性的，不是揭露性的。作品中写了自主婚姻，然而这个情节是服务于主题的。

    小说的主题主要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体现的。在形象体系中，中心人物往往是最能表现主题的。《柳毅传》基本写了四个人物。他们都具有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那就是“重义”。柳毅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是“重义”的典范。

    柳毅对请托传信的龙女说：“吾义夫也。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情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他自称“义夫”，他的“义”表现在对龙女有深切的同情并不避艰辛、救人于危难之中。他见义勇为，严守信义，接受龙女重托到洞庭传书。在龙官他受到热情款待，他非常谦逊，没有一点居功求报的想法。龙女获救了。在宴会上钱塘君乘酒使性，以粗暴无礼的态度、威胁恐吓的口吻要他与龙女结婚。柳毅大义凛然、慷慨陈词。他先肯定钱塘君激于义愤为龙女复仇，表现出了“丈夫之志”，后又仗义执言，指斥钱塘君凶暴无礼地迫婚“岂近直哉!”明确表示“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之气!”龙女与柳毅婚后，问他：“诚不知当此之际，君岂有意于今日之事乎?其后季父请于君，君固不许。君乃诚将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话之!”柳毅的回答是非常明确的：“然自约其心者，达君之冤，余无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岂有意哉。洎钱塘逼迫之际，惟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关始以义行为之志，宁有杀其婿而纳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贞为志尚，宁有屈于己而伏于心者乎?二不可也。”柳毅认为“义行”“操贞”是他的志尚，他为龙女传书完全是出于正义感，根本没有想过与她相爱、结婚。在泾川次子被吃后，他认为更不能想，“杀其婿而纳其妻”不是“义行”，在钱塘君威逼之下答应婚请是“屈于己而伏于心”，有悖操贞志尚。柳毅“自约其心”，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小说后来虽然写到了柳毅与龙女美满幸福的婚姻，但这是柳毅不期而遇的，并不是他自觉地追求。他所追求的目标是道德的崇高完美。

    龙女是重要人物，但不是中心人物。她主要在小说的一头一尾出现。她在托付柳毅传书以后，就隐去不现。中间被救回时闪现一次，最后化为卢氏女再现。小说着重表现龙女善良、温婉、重义、多情的思想性格。龙女对柳毅的倾慕追求，完全是出于柳毅有救助之恩。龙女的“义”主要表现在受恩知报上。她在请托柳毅传书时就说：“脱获回耗，虽死必谢!”她后来又对柳毅说：“泾川之冤，君

使得白，衔君之恩，誓心求报。”她追求爱情的过程就是讲情义、求报恩的过程。实际上对她刻画描写也就是从侧面肯定颂扬了柳毅的义举。

    洞庭君、钱塘君是小说的次要人物。他们对柳毅救助龙女的义举都是十分赞赏和感激的。钱塘君粗暴鲁莽、刚烈凶悍又嫉恶如仇、坦率天真。他虽性情暴躁、勇力过人，但明大义、懂道理。他怀着满腔义愤为龙女复仇。他后来以威力向柳毅迫婚，这样做虽有失礼之处，但也确实是深感柳毅高义、出于报恩的良好愿望。钱塘君说：“女侄不幸，为顽童所辱。赖明君子信义昭彰，致达远冤；不然者，是为泾陵之土矣。飨德怀恩，词不悉心。”他还说：“将欲求托高义，世为亲戚。使受恩者知其所归，怀爱者知其所付，岂不为君子始终之道者?”当柳毅断然拒绝婚事而且对他进行斥责后，他立刻表现得温和谦恭，自惭自责。这个人物的可爱之处不单是他性格上的粗豪坦诚，更在于他对“义”的推崇与追求。洞庭君性格与钱塘君迥不相同。他通达、宽厚、慈祥、仁义。他知道女儿的不幸遭遇后非常哀伤，又深深自责。他对柳毅真诚感谢，作歌道：“荷贞人兮信义长，令骨肉兮还故乡。齐言惭愧兮何时忘!”他对钱塘君的复仇之举是肯定的，但对弟弟的过火行为又进行了批评。柳毅拒婚远去，他曾打算将女儿配嫁濯锦小儿，女儿不从，他并不勉强，还支持女儿为报恩嫁给柳毅。写洞庭君、钱塘君，除了表现他们自身的“义”之外，其重要作用是在侧面肯定颂扬柳毅的高尚品德。如果小说的主题是揭露和批判包办婚姻的不合理，那么，洞庭君等包办婚姻的主事人应该是被否定的对象，作品应着意写他们的专横态度。恰恰相反，作者是以肯定的态度写他们，他们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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