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教版选修《六一居士传》教案

概要：这篇文章除了感情真挚动人之外，还深寓人生哲理。当作者对“客”说明更名“六一居士”的含义后， “客”指出他企图“逃名”，并引《庄子·渔父篇》的话，讥诮他这样做是“畏影而走乎日中”，法将“疾走大喘渴死”，而名终不可逃。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无不想捷高科，干名位，汲汲于事功。一旦有了高科名位，才发现名位与劳苦忧患俱来，名愈高忧劳愈甚，居位愈久愈不可自拔，真所谓春蚕作茧，徒以自缚。欧阳修在北宋中期享大名数十年，深谙个中消长盈虚之理。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客”所引《庄子·渔父篇》那段话，还有两句没有直接说出来，这就是“处阴可以休影，处静可以息迹”。人要逃避自己的影子，最简单的办法是从阳光下站到阴处来；人要是怕见自己的脚印，只消停下来不走，那脚印自然消失。这里的“处阴”、“处静”，隐喻息影林泉，摆脱物累世虑；对于欧阳修来说，便是辞官归田。这话虽从客人引述道家之言中隐约其辞地泄露出来，其实就是欧阳修对人生哲理的清醒体认。这段客主问答，是十分含蓄的悟道之言，妙在引而不发，言而未尽，特别引入寻绎，耐人咀嚼。从上面分析过的三点——巧妙的谋篇、真挚的感情、隐寓的哲理——来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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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除了感情真挚动人之外，还深寓人生哲理。当作者对“客”说明更名“六一居士”的含义后，  “客”指出他企图“逃名”，并引《庄子·渔父篇》的话，讥诮他这样做是“畏影而走乎日中”，法将“疾走大喘渴死”，而名终不可逃。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无不想捷高科，干名位，汲汲于事功。一旦有了高科名位，才发现名位与劳苦忧患俱来，名愈高忧劳愈甚，居位愈久愈不可自拔，真所谓春蚕作茧，徒以自缚。欧阳修在北宋中期享大名数十年，深谙个中消长盈虚之理。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客”所引《庄子·渔父篇》那段话，还有两句没有直接说出来，这就是“处阴可以休影，处静可以息迹”。人要逃避自己的影子，最简单的办法是从阳光下站到阴处来；人要是怕见自己的脚印，只消停下来不走，那脚印自然消失。这里的“处阴”、“处静”，隐喻息影林泉，摆脱物累世虑；对于欧阳修来说，便是辞官归田。这话虽从客人引述道家之言中隐约其辞地泄露出来，其实就是欧阳修对人生哲理的清醒体认。这段客主问答，是十分含蓄的悟道之言，妙在引而不发，言而未尽，特别引入寻绎，耐人咀嚼。
从上面分析过的三点——巧妙的谋篇、真挚的感情、隐寓的哲理——来看，这是一篇文思十分缜密的短文。但作者写来，似乎信笔所之，轻松疏淡，娓娓而道，绝不经意。这就是文章家常常说的“举重若轻”，是欧文的一贯风格，不过在这篇《六一居士传》里体现得更为充分。文章第一段自叙其更名的因由(“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作平静的叙述；最后一段论“三宜去”，从议论中抒情。这两段文字仅占全文中四分之一；而以四分之三的篇幅设为客主问答。这种构局可谓精心结撰。客主问答的体例出于板重的汉大赋。但作者为什么要在一篇小文中采用这种形式呢?说仅仅出于模仿，那是唐突古人。试想，这一大段中包含的内容，如果不用这种设为问答的特殊形式而改用直接议论抒情，该多么板滞沉闷!用了这种形式，使文情顿生波澜，起伏荡漾，变板滞为活泼多姿，化沉闷为轻松流走，借问答而层层推进。所谓“举重若轻”、“娓娓而道”的风调，不是全赖此客主问答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吗?“太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那一段精彩的答词，连用四句形象化的描绘以写其悠然自适的专注之情，文势多么酣畅开扬!“于是与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区区不足较也”，把一场内容严肃的对话结束得多么轻松活脱!论古文者，向有“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八所引萧墨《经史管窥》)之喻。欧阳修的散文，确乎如沦漪层层，波澜荡漾；虽多唱叹，出以曼声，不为狂涛海啸；然疏淡安详之中，又非止水如镜，而是时有微风飘忽，吹皱一池春水。
 (赖汉屏文：《古文鉴赏辞典》下，上海辞书出版社。有删节)
欧阳修的散文、辞赋和四六
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但四岁丧父，生活贫困。其母郑氏亲自教他读书，以芦秆代笔，在沙上写字。郑氏还常对欧阳修讲述其父生前廉洁仁慈的事迹。良好的家教对欧阳修成长为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欧阳修24岁进士及第，次年到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结识了尹洙、梅尧臣等人，声同气应，切磋诗文。后入京任职，勇于言事，风节凛然，一度被贬夷陵县令。仁宗庆历年间，他积极参加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又被贬往滁州等地。到48岁方召回京师，晚年官至参知政事。65岁致仕，定居颍州，次年病逝。
欧阳修博学多才，诗文创作和学术著述都成就卓著，为天下所仰慕。他又是一代名臣，政治上有很高的声望。他以这双重身份入主文坛，团结同道，汲引后进。在当时的著名文学家中，尹洙、柳尧臣、苏舜钦是他的密友；苏洵、王安石受到他的引荐；而苏轼、苏辙、曾巩更是他一手识拔的后起之秀。由欧阳修来肩负革新文风的领导责任，正是众望所归。
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在本质上是针对五代文风和宋初西昆体的，可是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与柳开以来的复古派文论家有很大的不同。在欧阳修主持文坛以前，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风已经受到严厉的批评。宋仁宗在天圣至庆历年间曾三次下诏诫斥浮靡文风，而当时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更是对西昆体视若寇仇，他专门写了《怪说》三篇，猛烈攻击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列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石介的观点对太学生的影响很大，于是以太学生为主的青年士子随之而矫枉过正，竞弃西昆体华美密丽之文风，走上了险怪艰涩的道路，形成了风行一时的“太学体”。“太学体”虽然提倡古文，反对骈俪，但其自身怪僻生涩，也不是健康的文风。所以欧阳修在反对西昆体的同时，还必须反对“太学体”。宋仁宗嘉祜二年(1057)，欧阳修利用主贡举的机会，对文风险怪的士子痛加排抑。经过几年的努力，“太学体”终于销声匿迹了。
从柳开、穆修到石介，复古主义的文论都有重道轻文、甚至完全把文学看作道统之附庸的倾向。欧阳修则与之不同，他对文与道的关系持有新的观点。首先，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  “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答李诩第二书》)其次，欧阳修文道并重，他认为“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又认为“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彰；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彰。”(《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此外，他还认为文具有独立的性质：“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书》)这种文道并重的思想有两重意义：一是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二是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柳开等人以韩愈相号召，主要着眼于其道统，而欧阳修却重于继承韩愈的文学传统。
欧阳修自幼喜爱韩文，后来写作古文也以韩、柳为学习典范，但他并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韩文从字顺的一面，对韩、柳古文已露端倪的奇险深奥倾向则弃而不取。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见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同时，欧阳修对骈体文的艺术成就并不一概否定，对杨亿等人“雄文博学，笔力有余”也颇为赞赏(《六一诗话》)。
这样，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石介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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