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教版选修：白居易诗四首《轻肥，花非花，杜陵叟，问刘十九》教案

概要：“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元和三年冬天到元和四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们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俗话说，堤内损失堤外补，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们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这真是“屋破偏遭连阴雨，船漏又遇顶头风”呀。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当然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了，我们姑且把它称为“天灾之困”吧。那么，面对“农夫的天灾之困”，他们的父母官又是什么态度呢，“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应该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元和三年冬天到元和四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们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俗话说，堤内损失堤外补，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们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这真是“屋破偏遭连阴雨，船漏又遇顶头风”呀。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当然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了，我们姑且把它称为“天灾之困”吧。

　　那么，面对“农夫的天灾之困”，他们的父母官又是什么态度呢，“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应该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自己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这也就是后来人家常说的“用百姓的血染红自己的头上的顶子”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杜陵叟”们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自然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了。没有办法，只好忍痛把自己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明年的生计可怎么办呀？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岂不是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了！

　　看到“杜陵叟”们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实在是义愤填膺，以至于忘乎所以，在不知不觉中，竟然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了，“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你们叫我们怎么活呀？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自己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们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的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记得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我们曾经读到过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自己本阶级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杜陵叟”们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或许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们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自己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让人看了以后，只感到沉重和痛心。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唐高宗上元（公元６７４－６７６年）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善良的读者看到这里，也忍不住为那些颗粒无收的“杜陵叟”们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民间不是早就有这样的顺口溜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岂不是要受影响？而他们的官路岂不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这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尺牒，犹尺诏，汉代诏书之板为一尺一寸，所以又叫尺诏。牒，是古代用于书写的木片或竹片。榜，张贴出来的布告，这里用作动词。“方到门”的“方”，意思是才，但是直到昨天，皇帝的免税诏书才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蠲：减免，除去。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还有什么意义？难道那些“里胥”们真有这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自然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的，吃苦的自然只有那些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们了。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真真是“苛政猛于虎”呀！

　　读了《杜陵叟》之后，我们不但被白居易视民如子心肠所感动，也对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在以前介绍过的《轻肥》诗中，他曾经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也许白居易本人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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