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宋】周邦彦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 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 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简析】 这是一首描写恋情的词篇。上片,烘托室内气氛,渲染室内的安恬静谧,纯净闲雅。下片,换头三字直贯篇终,极写对恋人温存体贴和婉言劝留。 本篇作法与周邦彦其他词略有不同,主要表现在;构思有新的角度;手法有新的变化;语言有新的特色。 在浩如烟海的唐宋词中,描写爱情的词作所在皆是。其中,有许多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但也有不少作品写得庸俗浅露,词语尘下。即使是那些较好的词,也常常千篇一律,甚至流于公式化和程式化。《少年游》作为爱情词来说,它的构思比较别致,有新的角度。这主要表现在场景的布置与细节的选择上。作者没有选取离别相思之类的场面,也没有选取别后重逢惊喜的一刹那,而只是通过“并刀”、“吴盐”、“新橙”、“锦幄”、“兽香”这样一些比较简单的道具布置出一个安恬静谧的环境,然后再通过“破新橙”、“坐调笙”和“低声问”这样的动作以及“不如休去”这样的对话,表现相互爱恋与深情体贴。有了这样的道具和布景,有了这样的动作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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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周邦彦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
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
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简析】
这是一首描写恋情的词篇。上片,烘托室内气氛,渲染室内的安恬静谧,纯净闲雅。下片,换头三字直贯篇终,极写对恋人温存体贴和婉言劝留。
本篇作法与周邦彦其他词略有不同,主要表现在;构思有新的角度;手法有新的变化;语言有新的特色。
在浩如烟海的唐宋词中,描写爱情的词作所在皆是。其中,有许多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但也有不少作品写得庸俗浅露,词语尘下。即使是那些较好的词,也常常千篇一律,甚至流于公式化和程式化。《少年游》作为爱情词来说,它的构思比较别致,有新的角度。这主要表现在场景的布置与细节的选择上。作者没有选取离别相思之类的场面,也没有选取别后重逢惊喜的一刹那,而只是通过“并刀”、“吴盐”、“新橙”、“锦幄”、“兽香”这样一些比较简单的道具布置出一个安恬静谧的环境,然后再通过“破新橙”、“坐调笙”和“低声问”这样的动作以及“不如休去”这样的对话,表现相互爱恋与深情体贴。有了这样的道具和布景,有了这样的动作和心绪,就把词中所反映的爱情关系提到一个格调比较高雅的境界,洗净了爱情词作中常见的那种脂腻粉浓、市尘儇薄的庸俗气味。清沈谦在评论这首下片几句时说:“言马,言他人,而缠绵偎依之情自见。若稍涉牵裾,鄙矣。”
由于构思的角度不同,表现手法也自然要有差异。在以上所选周词的说明中,我们不止一次地提到,周邦彦的词“抚写物态,曲尽其妙。”他善于借景抒情,虚实兼到。他的某些佳作,主要是靠形象来说话的。但是,这首《少年游》则与之有所不同,它主要借助白描、叙述与人物对话来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词中虽也有生活场景与具体细节的描绘,但,那只不过是交待时间、地点与烘托环境气氛而已。它的精彩部分主要是靠动作与对话表现出来的。清代谭献在《复堂词话》中评这首词说:“丽极而清,清极而婉,然不可忽过‘马滑霜浓’四字。”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假如没有后片低声而简短的对话,就不可能含蓄婉转地表现出旖旎风流与温柔体贴的恋情。
由于这首词主要是靠动作与对话来表现情绪的,所以,词的语言也有新的特点,即提炼口语,如话家常,纯用白描,到口即消。这样的语言特点和他那些富艳精工,长于对句,善用动词,深清音律的词作是截然不同的。这说明,周邦彦确实是驾驭语言的大师,他可以根据词的内容相应地变换写法,使语言更好地为内容服务。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评论这首词说:“此亦本色佳制也。本色至此,便足。再过一分,便入山谷恶道矣。”
由繁华到寂灭——从与周邦彦的比较中看纳兰性德
引言
纳兰性德是清代词坛名家,婉约派的大手笔,尽管享年不永,却留下了一批凄丽感人的佳作,在当时自成一派,流传广远:“家家争唱《饮水词》”(曹寅),到今天仍吸引着大量爱好者。
以前的研究者,往往将他比作李后主,比作晏小山,比作秦少游。这大致是有道理的,纳兰清婉凄迷的词风,确与这三人有相通之处;然而深入地看,却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所谓“文学是经历的镜子”,我们且看看诸人的身世:李煜,尽管是一国之君,却是处于外敌虎视、风雨飘扬之中,最终国破家亡,沦为阶下囚,最后还惨遭毒死;他的主要创作,是在被宋俘虏后,其伤感沉痛之音,乃缘境而发的心声。晏几道,虽是重臣之子,自小锦衣美食,但政治上一直不得意,只当过一个小官,晚年更家境中落,生活贫困,“不践诸贵之门”;其词也是反映了生活中的哀愁。秦观更是仕途波折,好不容易由苏轼荐为太学博士等,新党执政后却坐党籍,屡遭打击,从京都外贬,辗转多地,最后放还时却死在路上;其一生颠沛流离,自然以笔墨抒落魄之愁恨。可以说,他们身历忧困,在文学这“镜子”中一副凄惨之相毫不为奇。然而,纳兰性德呢?他身处清初康熙之朝,当时大乱已定,局势初稳,国力强盛,一派蒸蒸日上的繁荣气象;其父明珠深得康熙宠信,权倾一朝,炙手可热;纳兰本人才华过人,能文能武,尤其是诗词的成就,使他年纪轻轻就极受康熙赏识,成为殿前一等侍卫,跟随皇驾;同时,他的才学还深为当时文人学士推崇;而直到他三十一岁去世时,父亲仍然显贵——总之,他的一生可谓饱享繁华,才、望、权势无一缺乏。那么,他怎么又写出那么多痛彻肺腑,叫人读后恻然生哀的作品来呢?文学反映生活这一理论,在纳兰身上不是落空了吗?
比较,是研究的一条好途径。然而比较的双方必须有可比之处,即须选择一个合适的“基点”;倘“基点”选得不好,则比较往往走向困惑,把纳兰与李、晏、秦作比较,是基于他们的词风,却忽略了他们身世、经历的大异。为此,我把目光投向词坛的另一人,也许,将纳兰与之比较,于我们研究纳兰性德更有意味一些,这个人就是周邦彦。
一
纳兰性德与周邦彦之可比较,首先在于两人都是婉约词之集大成者,继承前人,吸收提炼,发扬光大,为婉约词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宋婉约作家,周最晚出,熏沐往哲,涵泳时贤,集其大成”(唐圭璋《唐宋词鉴赏词典.前言》)。周创出整饬字句的格律派之风,使婉约词在艺术上走向高峰。而纳兰则是在词坛经历元、明数百年的沉闷、单调后,以其卓尔不凡的才力,中兴婉约词,清词在词的发展史上有如死灰复燃,纳兰功不可没。
两人相同的更重要一点是,他们都是繁华中人。纳兰已见前述,周邦彦虽然早期也有潦倒奔走之日,但仕途一直处于上升状态,逐步做到知府,直至成为宋徽宗设立的大晟府的“音乐官员”,上宠下捧,过着舒适的“专业创作”生活;虽生逢北宋之末,但国家破灭的惨变发生在其身后。相对来说,他的生活在文人中是较好的,与纳兰性德相近。
有了这样的“基点”(尤其是后一个),下面再深入分析两人的不同,对了解纳兰的成就,理解纳兰词的价值,将有更深远的意义。
二
第一个大不同,是艺术上,对婉约词的集大成,周邦彦是在形式上,纳兰则表现为内容中。
词之初出,在唐末五代文人手中,即为软红嫩翠,婉也约也,内容大都是春花秋月、醇酒美人。绵延至宋,此风更盛。人们视诗为正统、视词为“小妾”,将正统之外的、有时连他们自己都不屑的一些柔弱琐碎情感,交给词去负载;所谓“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大抵也适用于文人对待诗与词的不同态度。这固然使词反而保存了作者人性真实的一面,却也造成长期无人重视词的艺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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