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逆境也是生活的恩赐》教学参考

概要： 沈从文的早期创作与后期创作虽风格迥异，但在思想、艺术的发展上一直保持着他个人一贯的特色。他的早期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驳杂，起初主要受鲁迅以故乡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的启发，创作以乡土文学为主；后来受废名(冯文炳)以抒情笔调写小说的影响，发展了新文学中抒情体小说(或称诗体小说)这一形式。他从自己的故乡不断开掘题材源泉，对当地土著部队兵士的生活，湘西边地少数民族和沅水流域船夫、水手的命运，作了富有地方色彩的描写，提供了当时别的作家还没有写过的湘西地方风土人情的风俗画。但作品往往单纯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和原始生活的神秘情趣，如《龙朱》、《神巫之爱》和《凤子》等小说。后来则渐渐改变，多以赞美少数民族和边地人民中原始的蛮性力量和粗犷放纵的强悍气质为主题。在描绘湘西民性的强悍的同时，歌颂了边地民俗的淳厚，并以此与大都市的所谓“近代文明”形成强烈对比，表达出作者对城里“绅士阶层”和乡下“抹布阶级”不同的感情。 沈从文的作品总的思想倾向是向往一种健康的世态、富有人情美和心灵美的人与人的关系，恢复被“近代文明”所污染、所泯灭了的人性；表现这种思想倾向的代表作有《柏子》《虎雏》和《边城》等

沈从文的早期创作与后期创作虽风格迥异，但在思想、艺术的发展上一直保持着他个人一贯的特色。他的早期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驳杂，起初主要受鲁迅以故乡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的启发，创作以乡土文学为主；后来受废名(冯文炳)以抒情笔调写小说的影响，发展了新文学中抒情体小说(或称诗体小说)这一形式。他从自己的故乡不断开掘题材源泉，对当地土著部队兵士的生活，湘西边地少数民族和沅水流域船夫、水手的命运，作了富有地方色彩的描写，提供了当时别的作家还没有写过的湘西地方风土人情的风俗画。但作品往往单纯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和原始生活的神秘情趣，如《龙朱》、《神巫之爱》和《凤子》等小说。后来则渐渐改变，多以赞美少数民族和边地人民中原始的蛮性力量和粗犷放纵的强悍气质为主题。在描绘湘西民性的强悍的同时，歌颂了边地民俗的淳厚，并以此与大都市的所谓“近代文明”形成强烈对比，表达出作者对城里“绅士阶层”和乡下“抹布阶级”不同的感情。

沈从文的作品总的思想倾向是向往一种健康的世态、富有人情美和心灵美的人与人的关系，恢复被“近代文明”所污染、所泯灭了的人性；表现这种思想倾向的代表作有《柏子》《虎雏》和《边城》等小说。同时，他以另一种写实的笔调揭露大都市中“绅士阶层”虚伪的面目和空虚的精神生活以及他们日趋堕落的情状，如《绅士的太太》《王谢子弟》等；对于某些知识阶层中“被阉割了的寺宦观念”，他也给予了抨击，如《有学问的人》《八骏图》等。他还比较深刻地描写了一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农民形象，如《丈夫》《牛》和《贵生》等小说中的主人公。这些作品都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精神，但也有许多作品缺乏应有的时代感。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上坚持现实主义原则，艺术上确有自己独到的特色，不但注意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同时还结合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所以使他的小说和散文浸透了乡土抒情诗的气氛，创造了一种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意境。他对富有地方色彩的世态人情的描绘，使后来一些作家如汪曾祺、叶蔚林、古华等在艺术风格上深受影响。

1957年后，沈从文放弃了文学生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工作，研究出土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等，1978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继续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专题。在中国历史文物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国丝绸图案》(与王家树合编，1957)、《唐宋铜镜》(1958)、《龙凤艺术》(1960)等文集以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1)专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二、《从文自传》序（沈从文）

这个《自传》，写在1931年秋间，算来时间快有半个世纪了。当时我正在青岛大学教散文习作。本人学习用笔还不到十年，手中一支笔，也只能说正逐渐在成熟中，慢慢脱去矜持、浮夸、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为了补救业务上的弱点，我得格外努力。因此不断变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用不同方法处理文字组织故事，进行不同的试探。当时年龄刚及30，学习情绪格外旺盛。加之海边气候对我又特别相宜；每天都有机会到附近山上或距离不及一里的大海边去，看看远近云影波光的变化，接受一种对我生命具有重要启发性的教育。因此工作效率之高，也为一生所仅有。前一段十年，基本上在学习用笔。后来留下些短短篇章，若还看得过去，大多数是在青岛这两年内完成的，并且还影响此后十年的学习和工作。我的作品，下笔看来容易，要自己点头认可却比较困难。因为前后20年，总是把所写作品当成一个学习过程看待，不大在成败得失上注意。这个《自传》的产生却不同一些。一个朋友准备在上海办个新书店，开玩笑要我来为“打头阵”，约定在一个月内必须完成。这种迫促下出题交卷，对我并不习惯。但当时主观设想，觉得既然是自传，正不妨解除习惯上的一切束缚，试改换一种方法，干脆明朗，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以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特别在生活陷于完全绝望中，还能充满勇气和信心始终坚持工作，他的动力来源何在。因此仅仅用了三个星期，写成后重看一次，就破例寄过上海交了卷。过不久印成单行本后，却得到些意外好评。部分读者可能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可是由我说来，不过是还不过关的一本“顽童自传”而已。书中前一部分学生生活占分量过多。虽着重在反对教“子曰”老塾师顽固而无效果教育方法，一般读者可能只会得到些“有趣”印象，不可能感到有什么积极意义。因为到他们读我作品时，时代已不同了，“子曰”早已失去作用，随之而来的却是封建军阀大小割据打来杀去国势陷于十分危急时期。后一部分写离开家庭进入大社会后的见闻和生活遭遇，体力和精神两方面所受灾难性挫折和创伤，个人还是不免受到些有形无形限制束缚，不能毫无顾忌的畅所欲言。当时还以为到再版时，将有机会加以调整补充。事实上1933年夏回到北平后，新的工作一接手，环境一变，我的打算全部落了空，不能不放弃了。

时间过了半个世纪，我所经历的一切和我的创作都成了过时陈迹。现在《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忽然建议重发我的《自传》，我是颇有些犹豫的。时代前进了，我这本《自传》还能给青年读者起些什么教育作用，实令人怀疑。但是这本《自传》确实也说明了一点事实。由此可以明白，一个材质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如何在一个小小天地中度过了20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才有个转机，争取到自己处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完成了向社会学习前一阶段的经历后，并开始进入一个更广大复杂的社会大学，为进行另一阶段的学习作了准备。如今说来，四五十岁生长在大城里的知识分子，已很少有明白我是干什么的人；即部分专业同行，也很难有机会读到我过去的作品。即或偶然见到些劫余残本，对于内中反映的旧社会部分现实，也只会当成“新天方夜谭”或“新聊斋志异”看待。只有少数中的少数，真正打量采用个历史唯物主义严肃认真态度，不带任何成见来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工作者，对他们或许还有点滴用处。因为借此作为线索，才可望深一层明白我1936年“良友”印的《习作选·代序》《边城·题记》，1947年印的《长河·题记》及1957年《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对于写作的意图和理想，以及尊重实践、言简意深的含义。再用来和我作品互相对照，得到的理解，必将比前人认识明确、深刻而具体。因此我同意把它重新发表，并作了些补充、修改和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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