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娃传》是唐代牛李党争的产物吗?

概要： 《李娃传》为唐代小说名篇，但篇首及篇末记荥阳公子、李娃事的来历是编造的，经不起考证。有些学者指出文中不少可疑之处，如有人提出官宦与妓女正式成婚是不可能的，怀疑小说结局的真实性。原来，此篇服务于牛李党争，借旧有的《一枝花话》移花接木，引于荥阳郑氏之身，暗指郑亚〔李党)娶娼妓为妻，以压其子郑畋之出仕。作者非白行简，当为牛党白敏中。 临沂师范学院中文系的王汝涛、伊淑彤用“以文证史”法研究这部作品，得出上述这个意蕴新奇然而可信的结论来： 一、用作者自己的身份在其作品中说话，在唐代小说中不乏其例。如陈鸿《长恨歌传》中，“歌既成，使鸿传焉”及其后面的一段话。李复言《续玄怪录·钱方义》篇末的“复言顷亦闻之”的一段话等，大旨在于向读者证明所写的故事并非虚构，是听某某人说的。所以，大部分是记实的。《李娃传》在开篇及篇末也各有一段类似的话，但细加研究，便发现所说的并非事实，是虚构出来导引读者相信所写故事实有其事的。 开头的一段是:“虢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娼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

         《李娃传》为唐代小说名篇，但篇首及篇末记荥阳公子、李娃事的来历是编造的，经不起考证。有些学者指出文中不少可疑之处，如有人提出官宦与妓女正式成婚是不可能的，怀疑小说结局的真实性。原来，此篇服务于牛李党争，借旧有的《一枝花话》移花接木，引于荥阳郑氏之身，暗指郑亚〔李党)娶娼妓为妻，以压其子郑畋之出仕。作者非白行简，当为牛党白敏中。           
            临沂师范学院中文系的王汝涛、伊淑彤用“以文证史”法研究这部作品，得出上述这个意蕴新奇然而可信的结论来：
            一、用作者自己的身份在其作品中说话，在唐代小说中不乏其例。如陈鸿《长恨歌传》中，“歌既成，使鸿传焉”及其后面的一段话。李复言《续玄怪录·钱方义》篇末的“复言顷亦闻之”的一段话等，大旨在于向读者证明所写的故事并非虚构，是听某某人说的。所以，大部分是记实的。《李娃传》在开篇及篇末也各有一段类似的话，但细加研究，便发现所说的并非事实，是虚构出来导引读者相信所写故事实有其事的。
            开头的一段是:“虢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娼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篇末的一段是:“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详其事。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时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首先，这两段话互相矛盾，篇末所署的日期是乙亥年八月，乙亥是贞元十一年(795)，这一年白行简19岁，没有考进士。而且这一年的5月，他的父亲死于襄州，他得守丧，怎么还能会见李公佐“话妇人之品格”，而且还写出《李娃传》来?其次，既然白行简没有登进士第，篇首的监察御史是怎么来的?第三，白行简的伯祖，就是白敏中的祖父。据新旧《唐书·白居易传附白敏中传》中的记载，他的祖父名鏻(原作璘，是字误)，官为扬州录事参军，是个小官，怎么可能“牧晋州(晋州刺史)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呢?其四，白行简一生为官，大都可以从白居易的诗中查出来:他在宪宗元和二年(807)①登进士第。四年(809)为校书郎。六年(811)四月，母陈氏死，例应辞官丁忧。八年(813)始除服。九年(814)夏，参东川节度使卢坦幕。十三年(818)其兄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上(被贬)，行简离东川去江州与居易同住。十四年(819)白居易任忠州刺史，行简与他同往忠州。穆宗长庆元年(821)任左拾遗②，这时他己45岁(白敏中这一年及第)。口年(缺年代)，迁司门员外郎。敬宗宝历元年(825)迁主客郎中加朝散大夫。二年(826)冬卒，年50岁。一生中未考出任官年月的，只有司门员外郎。但是他821年任左拾遗，825年任主客郎中，其间四年，只能改一任官，即由左拾遗改司门员外郎，不可能中间加上一个监察御史。故篇首说他官居监察御史是错误的。再仔细考察一下，篇首的一段和篇末的一段是不必要的重复。篇首的一段极像是别人加上的，其中还弄错了白行简的官职。至于篇末的一段，几乎完全与史传所记不合。自然不会是白行简本人写的。
            开头与结尾的两段，本想证明白行简写《李娃传》是因为他伯祖接连三任官都是与篇中的荥阳生相代(一个去任，一个接任)，故对荥阳生与李娃的事知之独详，绝非出于虚构。不料弄巧成拙，使人们在考证史实后，几乎怀疑全篇纪事是否属实，或者怀疑小说的作者是不是白行简。至于小说中开头的时间系于唐玄宗天宝年间，无非是证明他伯祖与荥阳生是同一时代的人，而非发生在贞元年间的事，也许还借此使读而生疑的人无法考证故事的真伪。
            谈到故事的真伪，倒还是有线索可查的，且看这一条资料:元稹《酬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句下，元氏自注云:“乐天每与余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按，南宋曾慥所编的《类说》卷28辑唐陈翰《异闻集》，其中收《虢国夫人传》，全篇之末为:“生累迁甚显，娃封虢国夫人，旧名一枝花，本说《一枝花话》自演。”考《李娃传》收入《太平广记》“杂传记”类，收人此类的当时多以单篇问世，惟有此篇末注有“出《异闻集》”，可知曾慥的《虢国夫人传》是《太平广记》中《李娃传》的缩写，但“旧名一枝花”二句却是曾慥加上的。自演二字含义不明，似乎指本篇作者根据说话人说的《一枝花话》写成了《李娃传》，在新昌宅说《一枝花话》的应是请来的说话人而不是白居易。因为一连说了8个小时，必然对故事细节多所渲染，非专业艺人不能有此本领。’曾慥编《类说》虽然述而不作，因为他多见已佚失的典籍，书中常有罕见的文献资料。因此，曾慥所谓“旧名一枝花”，当有所据。元稹与白居易何时在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是可以考证出来的，穆宗长庆元年(821)，白居易授中书舍人，就买了新昌的住宅，曾有三首诗记此事:《卜居》云:‘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知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锹隘与嚣尘?”《题新居寄元八》有句云:“莫羡升平元八宅，思买用几多钱。”这两首诗说明为官20年，在京都没有自己的宅子，如今花了不多的钱，买下一所锹隘的住宅。第三首《题新昌所居》更点明了住宅位于何处，“宅小人烦闷，泥深马钝顽⋯⋯,唯应方寸内，此地觅清闲。”新昌，指新昌坊，在长安城的东南角。其下面一首为《初著啡戏赠元九》。白居易在长庆元年夏天，文散官加朝散大夫，才有资格著绯袍，故知购买新昌宅为长庆元年的事。也就在这一年，元稹也在长安，自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拜工部侍郎。白行简授左拾遗，白敏中中进士第。四人同听《一枝花话》最有可能。到了长庆二年六月，元稹、白居易二人相继离开长安。以后白居易只在文宗太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才回长安，复居新昌坊宅内，太和三年分司东都，从此再未至长安。元稹一直在浙东观察史任上，白行简死于太和元年，这三年中是不可能同在新昌宅听《一枝花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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