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十九放弃聪明和智慧--百姓福利会增加百倍。放弃讲仁和义--让百姓回到天伦之爱。放弃追逐巧利--盗贼就会消失。仅仅写成文字，还不够。让我再嘱告人们：要坚守于朴素，减少私心与欲望，放弃游学从而减少困扰。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七十八世间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但它冲激坚强却无往不胜，因为它的力量是无形的。弱者能胜于强者，柔者能胜于刚者。这道理天下无人不知，但却没有人能实行。因此圣者说："要能承受国家遭受的耻辱，才配作国家的君主；要能承担国家的祸难，才配做天下人的君王。"正面的话倒好像反话一样。八十章小邦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国土狭小人民稀少。即使有各种器具却并不使用。使人民怕重死亡而不向远方迁移。虽然有船只车辆，却没有必要去乘坐。虽然有铠甲武器，却没有机会去
《中国文化经典研读》课程说明,标签：综合资料大全,http://www.88haoxue.com十九
放弃聪明和智慧--百姓福利会增加百倍。放弃讲仁和义--让百姓回到天伦之爱。放弃追逐巧利--盗贼就会消失。仅仅写成文字，还不够。让我再嘱告人们：要坚守于朴素，减少私心与欲望，放弃游学从而减少困扰。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
七十八
世间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但它冲激坚强却无往不胜，因为它的力量是无形的。弱者能胜于强者，柔者能胜于刚者。这道理天下无人不知，但却没有人能实行。因此圣者说："要能承受国家遭受的耻辱，才配作
八十章
小邦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八十
国土狭小人民稀少。即使有各种器具却并不使用。使人民怕重死亡而不向远方迁移。虽然有船只车辆，却没有必要去乘坐。虽然有铠甲武器，却没有机会去使用。使人民回复到结绳记事有甜美的饮食，美丽的衣服，安全的居所，欢乐的习俗。邻国之间可以互相看见，鸡鸣狗吠的声音可以互相听闻，但邻里间从生到死，却互不往来。
三
教学目标：
一、引导学生通过课文的学习，比较系统地了解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体例，体会《左传》的叙事风格。
二、了解“春秋笔法”的文化内涵。
教学过程：
一、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
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起源很早。唐刘知几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认为黄帝时已有史官，这当然是一种传说。但有可靠证据表明，至少在商代，我国已出现了史官和官方记事制度。甲骨卜辞中便有“作册”、“史”、“尹”等史官名称。《尚书•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指的也是当时官方记载和保存文书之制。及至西周，史职日繁，出现了太史、中史、内史等名目，不仅周天子有史官，一些诸侯国也先后设置了史官。《左传》定公四年记周初分封诸侯的情形说：“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可见鲁、晋两国在分封之初，周天子便为其配置了史官。至春秋时，虢、卫、邾、齐、郑、宋诸国也都设有太史，秦有内史，楚有左史,由此形成了整个华夏地区从周天子到诸侯国的史官系统。
古代史官的职责范围很广，但记载史事无疑是其基本工作之一。《国语•楚语》载：“有事不书，是史失其职守。”《左传》僖公七年称“夫诸侯之会，其德行礼仪，无国不记”。《礼记》也有“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等说法。《史记•秦本纪》还把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初有史以记事，民多化之”作为一桩大事记载下来，以示重要。
史官记事制度的发达，使先秦时期出现了一批由史官录编的历史文献、世系谱和官方年代记。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集《尚书》收录的大多就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保存的重要文件和政论。《史记》中提及的《谍记》、《春秋历谱谍》，以及《世本》中的一些记载也当出自官修。至于《左传》中提到的《郑志》，《孟子•离娄》所说的楚《梼杌》、晋《乘》、鲁《春秋》，《墨子•明鬼篇》所说的齐、燕、宋诸《春秋》，《史记•六国年表》所说的《秦记》，大抵皆属各诸侯国的年代记。这些文献，虽因秦并六国，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而多亡佚，但我们仍能从流传至今的少数史籍，如据鲁国史所编定的《春秋》和战国时魏国的《竹书纪年》中窥其大略。
早期史官记载虽然只是一种简单的史实记录和年代编排，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却为后人研究古史留下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中有的应属当事人或目击者的记录）。现代学者王国维等依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证实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记殷王世系和事迹的可靠性，因而也不能排斥《夏本纪》中包含的历史真实性。顾颉刚等便认为，《尚书》中所收夏后氏与有扈氏作战的誓师词《甘誓》，“大概在夏王朝是作为重要祖训揽诙啻沼谛纬梢恢质妨狭鞔揭蟠倍槐4嫦吕吹模琜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不能忽略早期史官所起的作用。
应当指出，在古代，这类官方记事制度本非中国所独有，如古埃及朝廷就有书吏专记政府或贵族的一举一动，并产生了简单的官修年代记和帝系表。古巴比伦和亚述的泥砖刻文或碑铭中则有出自官方的帝王名氏表、年代表、职官年名表和史表等。《圣经》上有关内容也反映出古犹太国家自所罗门之后，出现了王家纪年史，如《所罗门记略》、《以色列列王纪略》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东方古国的官方记事传统后来都中道而辍。而在古希腊的史学中，则难以找到这类制度的痕迹。只有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历经数千年历史的沧桑而一支独盛，得以一直保持沿用下来。
这里还应提及，中国古代确立的史官记事制度，就其初意而言，不仅在于系统记载和保存文献史料，实际上还负有监督最高统治的责任。自商周以来，巫史系统的官员因其特殊的专业要求，须具备比较全面的天文、地理和人文知识，这种人才的再生，在当时社会文化尚不发达的条件下，一般多系通过巫史家族的世代积累和父子兄弟间的世袭与传授才能实现，遂使其在先秦国家的政府中形成了一个比较特殊而自成一格的职官系统。加之其时统治阶级普遍养成了一种重视史鉴的深沉意识，史官及其专业职能受到朝廷和社会的相当尊重，处于非他人所能随意罢斥或替代的地位，即使原任的史官被罢斥，继任者一般也只能从巫史官员的系统甚至其家族内选拔，这就为他们不顾当政者的权威，通过“直书”史事曲直而对其言行实行监督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史称春秋时齐卿崔杼杀庄公后，因怒齐大史兄弟相继坚持直书“崔杼弑其君”而连杀三人，仍未能迫使对方屈服，终于不得不放弃了篡改史实的念头；晋灵公被杀后，太史董狐敢于直斥当时掌权的赵盾“弑其君”，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也就是说，先秦诸侯国的一些史官能够做到“仗气直书，不避强御”，不光取决于他们个人作为史官所具备的品德、素养和气节，也是和当时的制度及一般上层社会长期形成的舆论共识制约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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