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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兴趣与恒心是科学发现的动力》教学参考

[10-21 00:01:39]   来源:http://www.88haoxue.com  中外传记作品选读   阅读:68553

概要: 达尔文珍视他在英国社会中不受干扰的地位,害怕疏远那些他知道会对他的理论感到不快的人。他一开始从事研究便从伦敦的科学界受益匪浅,这些人帮助他鉴定从“比格尔号”带来的标本,与亨斯洛、胡克、赖尔和赫胥黎就学术问题交换意见,也给他很多启发。他是保守的英国社会的受益者,害怕受到排斥,这也是他迟迟不发表其理论的原因之一。他也害怕(他知道会这样的)他的想法会伤害他的挚友亨斯洛,尤其是埃玛,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对他们来说他的理论是异端邪说。 他很清楚,公布自己的理论对于与自己关系如此密切的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于是在他的科学与这种认识之间的冲突便表现为躯体上的痛苦,这个一度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博物学家在40岁前便是一个半残疾人。对达尔文所患的疾病,人们作过各种各样的推测。1837年他开始写第一本关于演变的笔记时,某些症状──痛苦的胀气、呕吐、失眠和心悸便大量出现。虽然他在南美接触过多种昆虫,可能感染了查加斯氏病或某些其他热带病,但以他的学术活动为背景仔细分析症状的发作,便可以发现这些症状可能是精神性的。在以后的几十年内达尔文的疾病时轻时重。但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不再思考进化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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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珍视他在英国社会中不受干扰的地位,害怕疏远那些他知道会对他的理论感到不快的人。他一开始从事研究便从伦敦的科学界受益匪浅,这些人帮助他鉴定从“比格尔号”带来的标本,与亨斯洛、胡克、赖尔和赫胥黎就学术问题交换意见,也给他很多启发。他是保守的英国社会的受益者,害怕受到排斥,这也是他迟迟不发表其理论的原因之一。他也害怕(他知道会这样的)他的想法会伤害他的挚友亨斯洛,尤其是埃玛,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对他们来说他的理论是异端邪说。

 

他很清楚,公布自己的理论对于与自己关系如此密切的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于是在他的科学与这种认识之间的冲突便表现为躯体上的痛苦,这个一度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博物学家在40岁前便是一个半残疾人。对达尔文所患的疾病,人们作过各种各样的推测。1837年他开始写第一本关于演变的笔记时,某些症状──痛苦的胀气、呕吐、失眠和心悸便大量出现。虽然他在南美接触过多种昆虫,可能感染了查加斯氏病或某些其他热带病,但以他的学术活动为背景仔细分析症状的发作,便可以发现这些症状可能是精神性的。在以后的几十年内达尔文的疾病时轻时重。但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不再思考进化论问题而致力于植物学研究时,他的健康状况是剑桥时代以来最好的。

 

达尔文把他在唐别墅的家变成一个实验室,他在这里的花园中做实验并观察当地的动物区系。猫和狗成了他家庭的一部分,1839~1856年间这个家庭中一直有学龄以下的儿童。达尔文过的也不是隐居的生活,他常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科学会议;1842~1881年间他离家的时间约达2 000日。他是57个重要的外国学会的成员,在道恩也是一位重要人物、公谊会教友俱乐部的司库和治安法官。他送孩子们参加村里的舞会,即使他是宗教怀疑论者,他还是参加作为村中生活一部分的教堂活动。

 

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逝世于唐别墅。数小时内噩耗传到伦敦,议会决议将他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时,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学说已被普遍接受。以后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对他的思想作了修改,但他的工作仍是现代进化论的核心。

 

(选自《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6年版,有删节)

二、欧文·斯通及其传记小说特色(董衡巽)

 

欧文·斯通(Irving Stone,1903—1989),美国传记作家,生于加利福尼亚。他像他的同乡杰克·伦敦一样,童年生活十分艰难,先是做报童维持自己的生活,后来当过推销员、牧童,替人赶车,暑假期间去果园做工。读完中学后仍打工,赶车、站柜台,在肉食厂、电力厂做临时工等。他读完大学之后,又获南加州大学经济学硕士,后去印第安纳大学任教。

 

他的写作生涯是从写剧本开始的,以后转向人物传记小说的创作。他一生写了25部传记小说,其中最有名的是《梵高传──对生活的渴求》(1934),还为杰克·伦敦、尤金·德布斯、米开朗琪罗、弗洛伊德、达尔文等历史文化名人写过传,在欧美各国很有影响,我国译过一些,也很受读者好评。

 

传记在我国一向归史类著作,如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和传等。后来传记作家越写越精致、生动,讲究文学性,才有“史传文学”之称。对于传记作家来说,始终面临一个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常常说传记文学既要有历史的真实性,又要有文学性,但这毕竟是笼统的说法,究竟是偏重于前者还是突出后者,其间的幅度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究竟有多少度,传记作家是个个不同的。

 

我国现代传记作家朱东润先生为张居正、陆游等人立传着重史实,他“尽量引用作者的原著,因为传主关于自己的叙述”,“总是比较可靠一些”(《陆游传》自序)。冯至先生为杜甫作传,也“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杜甫传》前记)。他们写的传记以叙事为主,间或有些情景交融的笔墨,也以诗文为证,不敢编造。应该说这是史的写法,但朱、冯两位前辈都是有高度文学修养的作家,朱先生文笔优美酣畅,冯先生风格质朴淡雅,常透出诗的意韵,所以是“传记文学”。

 

国外的传记作家似乎享受的自由度多一些。法国著名传记作家莫洛亚也着重于史实,书中所写事例都确凿有据,出于传主的书信、诗文或回忆,但同时他在取舍、选择方面有自己的价值取向,用他的话来说,是“以传记人物的眼光去发现世界,从他伟大的一生中突出具有小说情趣的内容”或“抽取富有小说情趣的细节”(罗新璋《莫洛亚及其传记文学》)。这就是以史实为据,向小说方面靠近,因而人物形象未必全面、完整。在这方面最不受羁绊的是大仲马,对于他来说,“什么是历史?就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张英伦译《玛尔戈王后》译本序)。也就是说,历史上的人或事是小说的由头,由此出发任我的想像自由驰骋,挂得上史实的,挂一挂,挂不上的,自己编。

 

欧文·斯通是什么情况呢?他介乎莫洛亚和大仲马之间,写的是“传记小说”。说他写的是小说,是因为他在史实的基础上虚构人物的对话,渲染人物的内心世界,还常有“尽管无据可查,然而我相信有可能发生的小插曲”(《梵高传》附记)。最说明问题的是开篇的写法。正式的传记总是追根溯源、发掘宗谱,至少从传主的爷爷奶奶那一辈写起,然后传主呱呱坠地。斯通呢?他喜欢选择传主青少年时代具有戏剧性的生活转折点下笔。例如,《梵高传》开始时传主已经21岁,他爱上房东的女儿,也以为她一定爱自己,但碰了壁,他从热烈的初恋跌进失望的深渊,从此离开伦敦,放弃收入稳定的职业,自我“下放”基层,走上“农民画家”的不归路。写弗洛伊德从他26岁时开篇,因为那时他虽然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但谋取医学研究工作未成,只好自己开业,由此他从无数临床病例中发现一个前人未曾发现过的“无意识”的世界。斯通写杰克·伦敦倒是从呱呱坠地落笔,这是因为传主的生父是谁对伦敦来说是个谜。这种戏剧性的情节类似莫洛亚的“小说情趣”。

 

不论是史实传记还是传记小说,一个中心问题是怎么样写好传主,怎么样把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品格、气质、成就传达出来。为了再现传主的精神面貌,斯通在史料上所下的功夫不亚于史传作者。为写好杰克·伦敦,他从伦敦的妻子、亲友那里借来传主手书的笔记、通信、证书、各种文件和原稿;凡是在伦敦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他都一一寻求、采访,从他们那里取得第一手材料。他写《弗洛伊德传》花了六年时间,在这期间,他查阅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考察了弗洛伊德当年踪迹所至的许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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