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教案及练习

概要：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鲁迅写这封信的时间正是中国新文学经过风风火火的10年之后，其时中国文坛上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作家，当然包括鲁迅本人。但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理性主义者，尽管新文学在最初十年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他仍能看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距，对中国新文学的实绩作出了客观的评价。我们从鲁迅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其一，鲁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高水平的奖项，在没有实力竞争的时候侥幸得到它，名实不符，不利于文学扎扎实实的发展，反而会掩盖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其二，鲁迅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为标尺，意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距离。强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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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写这封信的时间正是中国新文学经过风风火火的10年之后，其时中国文坛上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作家，当然包括鲁迅本人。但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理性主义者，尽管新文学在最初十年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他仍能看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距，对中国新文学的实绩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我们从鲁迅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其一，鲁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高水平的奖项，在没有实力竞争的时候侥幸得到它，名实不符，不利于文学扎扎实实的发展，反而会掩盖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其二，鲁迅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为标尺，意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距离。强调这种距离，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为了使中国文学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其三，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保持一种平常心态。鲁迅看到世界优秀作家极多，而诺贝尔文学奖不可能把每位作家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僧多粥少，不必为此计较。
　　我想，鲁迅先生60多年前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也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
　　鉴于过去我们对鲁迅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有些误解，我们想在此多说几句。
　　一个典型的观点曾经影响了一部分人，他们认为鲁迅获得了提名，但遭鲁迅拒绝，因为他不愿为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增添光彩。这种将事件政治化的解释，虽然具有激进色彩，拔高了鲁迅，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首先，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操作程序就会知道，提名和获奖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从提名到获奖有许多路要走，有的由提名到获奖中间长达二十余年，有的作家每年都获得提名，但终其一生亦未能获得评委的垂青。很少有一次获得提名便获得通过的。
　　其次，我们来一个假设，如果1927年鲁迅先生没有拒绝提名的话，能否在这一年摘取桂冠呢？可以看看1927年的评奖经历。这一年，评奖竞争非常激烈，进入候选人名单被淘汰的作家，竟有36人之多，这其中还包括托马斯•曼和高尔基这样屡获提名的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同时，法国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推荐了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格森。这种推荐的号召力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把鲁迅和这些作家相比，他创作的数量或许还略嫌轻了些。
(本文摘自《荆棘与花冠——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回眸》，陈春生、彭未名著，武汉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忆鲁迅先生
巴金
从北京图书馆出来，我迎着风走一段路。风卷起尘土打在我的脸上，我几乎睁不开眼睛。我站在一棵树下避风。我取下眼镜来，用手绢擦掉镜片上的尘垢。我又戴上眼镜，我觉得眼前突然明亮了。我在这树下站了好一会，听着风声，望着匆忙走过的行人。我的思想却回到了我刚才离开的地方：图书馆里一间小小的展览室。那地方吸引了我整个的心。我有点奇怪：那个小小的房间怎么能够容纳下一个巨人的多么光辉的一生和多么伟大的心灵?
　　我说的是鲁迅先生，我想的是鲁迅先生。我刚才还看到他的手稿、他的信札和他的遗照。这些对我也是很熟悉的了。这些年来我就没有忘记过他。这些年来在我困苦的时候，在我绝望的时候，在我感到疲乏的时候，我常常想到这个瘦小的老人，我常常记起他那些含着强烈的爱憎的文章，我特别记得：十三年前的两个夜里我在殡仪馆中他灵前的情景。半截玻璃的棺盖没有掩住他那沉睡似的面颜，他四周都是芬芳的鲜花，夜很静，四五个朋友在外面工作，除了轻微的谈话声外，再也听不见什么。我站在灵前，望着他那慈祥的脸，我想着我个人从他那里得过的帮助和鼓励，我想着他那充满困苦和斗争的一生，我想着他对青年的热爱，我想着他对中国人民的关切和对未来中国的期望，我想着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华北、阴云在中国天空扩大的时候离开我们，我不能够相信在我眼前的就是死。我暗暗地说：他睡着了，他会活起来的。我曾经这样地安慰过自己。他要是能够推开棺盖坐起来，那是多么好啊。然而我望着望着，我走开，又走回来，我仍然望着，他始终不曾动过。我知道他不会活起来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像立誓愿似地对着那慈祥的面颜说：“你像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连我这渺小的青年也受到你的光辉，你像一颗永不殒落的巨星，在暗夜里我也见到你的光芒。中国青年不会辜负你的爱和你的期望，我也不应当辜负你。你会活下去，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中国青年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的心里。”的确，这些年来他的慈祥的笑脸，和他在棺盖下沉睡似的面颜就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记忆。在困苦中，在绝望中，我每一想到那灵前的情景，我又找到了新的力量和勇气。对我来说，他的一生便是一个鼓舞的泉源，犹如他的书是我的一个指路者一样。没有他的《呐喊》和《彷徨》，我也许不会写出小说。
　　又是过去的事了，那是更早的事。一九二六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考大学，住在北河沿一家同兴公寓。我在北京患病，没有进考场，在公寓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那时北海公园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在北京我只有两三个偶尔来闲谈的朋友，半个月中间始终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我早就读过了它，我在成都就读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我并不是一次就读懂了它们。我是慢慢地学会了爱好它们的。这一次我更有机会熟读它们。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艺术的力量。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后来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更热爱地读熟了它们。我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我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学到了一点驾驭文字的方法。现在想到我曾经写过好几本小说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这第一个使我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拿我这点微不足道的成绩来说，我实在不能称为他的学生。但是墙边一棵小草的生长，也靠着太阳的恩泽。鲁迅先生原是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
　　不，他不止是一个太阳，有时他还是一棵大树，就像眼前的树木一样，这树木给我挡住了风沙，他也曾给无数的年青人挡住了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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