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
王安忆《长恨歌》备课资料包,标签:中国小说欣赏大全,http://www.88haoxue.com《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在此之后,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异的《长生殿》等据此而创作的作品,不论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成就与白诗相比,已然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一曲震撼古今的生死恋歌——论白居易《长恨歌》的悲剧美
一
《长恨歌》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感伤叙事诗。它是一篇以历史上唐明皇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诗作通过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悲剧的描写,既批判了统治集团因腐朽荒淫而招致祸乱的事实,又对李杨生离死别的恋情寄予深切的同情,同时歌颂了他们之间坚贞的爱情。全诗重在表现李杨爱情的悲剧性冲突,在诗的后三分之二部分,诗人以他卓绝的艺术才华和独特的审美视角,把唐明皇与杨贵妃人鬼之间的“生”“死”恋情写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表现了强烈的悲剧美,给人以荡气回肠的震撼力量,赢得了千百年来无数人为之一掬同情之泪,让千百年来的历代文人墨客从中吸取了大量的艺术之精华,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
《长恨歌》写的是发生在皇宫内苑帝王与妃子之间的爱情故事,这特定的环境与特殊的人物,就无疑决定了这种爱情的特殊性质及其方式。他们一个是安史之乱的制造者和所谓的“五十年太平天子”的风流皇帝,一个是“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绝代佳人。他们一见钟情,是自然而然的。于是他们就“春宵苦短日高起,
也正因为这是帝妃的爱情,所以必然要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皇帝是体现封建统治权力的最高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不可避免地要对政治发生影响,这就使他的私生活也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所以帝妃的结合,就不只是两性的结合,后妃的废立也常常伴随着不同的政治集团的兴替成败。因此《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也就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诗一方面大胆地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由于终日沉湎骄奢淫逸以至荒废国事,宠信奸臣而把天下弄得大乱的事实表示不满和痛恨;一方面却对他们之间的爱情和爱情上不幸的遭遇抱着同情的态度。然而从诗的总体看来作者还是重在歌颂他们之间的坚贞的爱情的,白居易是主张实行既为君又为民的“仁政”的。实行“仁政”的君主,就应该“重德”而不“重色”,因为“重色”就不免荒淫,荒淫就不可能实行“仁政”。他在任左拾遗的时候,曾上书要求拣放宫人;在“七德舞”中,歌颂了李世民“怨女三千放出宫”的措施;在“八骏马”中,反对周穆王迷恋歌舞宴乐,尖锐地指出那是“一人荒乐万人愁”;在“骊宫高”中,则歌颂不到骊山游幸的皇帝,理由是“君之来兮为一身,君之不来兮为万人”;在“上阳人”中,则揭露了李隆基“密采艳色”的荒淫,是和人民的利益直接冲突的。加之白居易本身就是一个同情人民疾苦,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进步的政治思想、有着杰出政治才能的作者。他主张遏制统治者的私欲,倡议减裁冗员,节省开支,要求减免人民的赋税,他的总原则是统治者应该“以天下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欲为欲”。他诗歌的现实主义理论是以反映民间疾苦表达人民情感为职责为己任的。他认为“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旧唐书?白居易传》)他的美学思想的纲领,就是“文章合为事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为始终关心人民疾苦,痛恨统治阶级搜刮民财、荒淫奢侈、穷兵黩武等现象的这样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就绝不会视皇帝沉迷酒色、不理朝政荒淫误国的事实而不顾。他就必然地会作出积极的反映,并给予有力的讽刺和批判。所以,诗歌在开篇到前面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对唐明皇沉迷酒色、荒废朝政作了有力的讽刺,“汉皇重色思倾国”。在杨玉环入选前,李隆基求“倾国之色”,已有“多年”,“后宫佳丽三千人”,就是他多年求来的;但因都不是“倾国”“之色”,而造成“御宇多年求不得”。直到“杨家有女初长成”,而“一朝选在君王侧”。于是他们就开始“芙蓉帐暖度春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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